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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楢山节考》:借神的名义篦梳人类

电影中文名

楢山节考

2011-03-30 10:18

谢宗玉

谢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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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节考》:借神的名义篦梳人类

                 谢宗玉

 

最开始,今村昌平给小津安二郎当助手。就像小津不待见今村一样,今村也特别不感冒小津。两人分道扬镳时,曾有这么一段对话。小津看完今村的剧本《猪肉与军舰》,皱着眉头说:“你为什么总想拍些蛆虫一样的人?”今村答道:“我将书写蛆虫,至死方休。”

我得承认,迄今为止,小津安二郎是我最喜爱的导演。但这并不意味他否定的人,我就一定不喜欢。作为观众,我对任何风格都不排斥,只要导演能把这种风格做到极致,他就是了不起的大师。

把大师两字冠在今村昌平身上,似乎有点冒险,因为我总共才看了他一个电影:《楢山节考》。但就算他不是大师,《楢山节考》也绝对是经典之作。

 

一、

 

先来释义。楢山是地名,泛指人类的生存之地。

节,是规则,是仪式,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楢山节,传说很久以前,日本信州的一个偏僻山村,老人一旦活到七十岁,就会被家人背上山,献给楢山神。

考,是考究,推断,考证,纪录,演绎。

看了激动人心的电影,我第一反应就是去网上搜寻,看是否有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影评。这回,我又失望了。五花八门的影评,概括如下:或说“展示贫穷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或说“批判人性之恶”;或说“揭露人的动物属性”;或说“悲叹女性被工具化的命运”;或说“解剖人类混沌的性饥渴”;或说“赞美母性的坚忍与博大”;或说“呈现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劣”。

我不能说他们错了,电影中的某些情节的确可以推导出这些因果来。只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忽略标题?从标题看,今村昌平就是想将“楢山节”某段历史时期的情景,完整地演绎出来。

今村昌平为什么想演绎复原“楢山节”?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楢山节”原本出自小说家深泽七郎笔下,并无信史考证。这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来看,就像看张艺谋的《三枪》。对比电影人物毙命时的惨状,《楢山节考》不如《三枪》恐怖,但看《三枪》,我们始终都是笑嘻嘻的;而看《楢山节考》,我们的脔心一阵紧比一阵,后脊骨一阵凉比一阵。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把《三枪》当作了传奇,却没把《楢山节考》当传奇。我们更愿意相信“楢山节”是真的,它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存在过。它唤醒了我们的某种记忆,并与我们头脑中的某些印象出现了重叠。换句话说,它让我们产生了共鸣。对“楢山节”既恐惧又厌恶的情绪,其实只是我们审视自身后所产生的反应。

这才是今村昌平要复原“楢山节”的真正原因。在他看来,“楢山节”似乎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图。它虽然血腥、残忍、无情,却有效、实用、便捷。情感上,不管我们如何讨厌它,但人类要发展,理智上我们就不得不遵循它。同其它生物一样,在这颗孤零零的星球上,我们何尝不是一群无可奈何的卑微之物?

 

二、

 

“楢山节”,说白了,就是村民为遗弃老人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将集体生存的冷酷行为文明化。云雾缭绕的楢山无论多高多远多神秘,它上面都没有神灵。被送上去的老人,只能在饥寒交迫下,活活受死。然后将血肉献给乌鸦,将白骨留给风雨。将楢山神化,既是后辈为缓冲野蛮行径所带来的心灵冲击,也是老人为减轻上山前的恐惧,寻求的一种强迫式自我安慰。

不妨来揣拟一下楢山节的肇始。设想有这样一个村民,某个冬日趁天没亮,背着自己又瘫又瞎的老娘,说是去山外求医,半途却将她遗弃山中。回来却把楢山说得鬼神莫测,自己只低头喝了口水,老娘就不见踪影。这时就有村民过来安慰他,说他老娘终是摆脱了尘世的痛苦,被山神接到天上享福了。不久,有人仿而效之。回来说楢山果然是座灵山,自己老爹也是一眨眼就不见人影。慢慢地,这种弃老行为竟成了村庄减轻生存压力的常见手段。再然后,被作为一种习俗给保留下来了。

再或者,有这么一个严重的灾年,食物根本无法保证村民全部度过寒冬,村中的主要劳力聚集起来商议对策,决定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全部背上楢山,任其自生自灭。为了强化这起残酷行为的合理性,他们大搞舆论宣传,说人老成精,能通神灵,只有把老人送上楢山,楢山之神才会变灾年为丰年。结果第二年正好风调雨顺,食物充足,民心大悦。于是送老人上楢山便作为一桩习俗给保存下来。

 “楢山节”不管会留给现代观众什么印象,但那已成了楢山历代村民集体无意识的选择。到了阿玲婆时代,这种习俗已深入人心,村民不再具有对这种习俗的反思能力,习俗的野蛮性已被仪式淡化,其残酷性也不再具有伤害心灵的威力,大家只会虔诚地遵循它。个别反对它的人,反而被当作笑料。比如阿玲婆的丈夫,因为不忍心将自己的老娘送上楢山而逃跑,被十五岁的长子辰平当作耻辱,枪杀在一次猎熊时的争吵中。几十年后,阿玲婆得知真相,反而安慰辰平说,不是他杀死了父亲,是山神将他父亲带走了。

在阿玲婆看来,是山神借儿子之手,惩罚违背习俗的丈夫。正是这种观念在头脑中已根深蒂固,活到六十九岁的阿玲婆,才会为自己异乎寻常的健康羞愧不已,并不由自主向每个村民解释,不论她如何健康,过了今年她就一定上山,决不含糊。甚至偷偷在井沿上磕掉两颗坚硬有力的门牙,以示自己的老态。对她而言,再活就是一种比死更痛苦的耻辱。与其苟且多活几天,不如早点有尊严地死去。对古老习俗的皈依竟然超过了她的求生本能。

但事实上,阿玲婆只是习俗战车上一只被绑架了的蚱蜢,她对死亡的渴望看起来充满了主动性,其实却处处被动。因为她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上山无法拒绝,留给她选择的,只是上山的态度。是平静从容上山,还是惊恐啼哭上山?她选择了前者。正是这份从容赴死的态度让她获得了生命的尊严。

“楢山节”是影片中的重点,但今村昌平显然不只想单单表现“楢山节”。借阿玲婆上山前村庄所发生的事情,今村昌平意图说明“楢山节”无处不在。比如村民经过慎重商议,将经常偷窃的雨屋一家七八口人全部活埋;阿玲婆不让自己的大儿媳陪小儿子伊助睡觉,却给伊助在村里四处物色性交对象;阿雅的丈夫死时,要阿雅把身子施舍给村里的每一个农奴,以祛除家中邪鬼的侵扰;没有足够食物养活的婴儿,只能抛弃在田地里作肥料……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出于偶然,都有着其内在的必然性,并且已成为某种习俗或将成为某种习俗。

我们不妨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一下这些村庄琐事。

阿玲婆不让儿媳阿玉把身子施舍给伊助,一方面是不想打破家庭现有的平衡,怕伊助尝到甜头后,老纠缠阿玉,从而引发长子与次子的暴力之争。另一方面,也怕阿玉怀上伊助的孩子。天生体臭的伊助已沦为进化的劣质产品,从优胜劣汰的角度来看,他已不宜为家族繁衍后代。长孙朝吉可以为家族繁衍后代,但朝吉的妻子阿松好吃懒做,并且有偷婆家粮食送给娘家的习惯,如果贸然将孩子生下来,多添两张吃口,很可能把整个家族拖垮。所以阿玲婆狠心将阿松骗返娘家,让她做了娘家人的陪葬品。

尘世之事,了犹未了。上山前,阿玲婆看起来大可不必为伊助物色性对象。可如果不消解伊助的性饥渴,又是毁坏庄稼又是摧残牲畜的伊助,很有可能会威胁村庄的平衡,也就可能成为村人合而谋杀的对象。伊助虽然既臭又傻,不宜繁殖后代,但他仍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之一。阿玲婆帮助他,既是母爱的体现,更是为整个家族的私利。

阿雅把身子施舍给村里每一个农奴,明意是乞得家中邪鬼的谅解,暗意却是为怀上孩子。丈夫盛年夭折,撇下田地家业若干,却无继承之人。丈夫既想阿雅有身孕,又不想明确孩子的父亲是谁,才想出这么一招。没有父亲的孩子,才可以继承丈夫的姓氏和家业。没有父亲的孩子,与阿雅有染的所有农奴都会想当然地将自己当作父亲,从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暗暗给予关照。而阿雅自作主张把伊助排除在外,既是嫌他体臭,也是怕怀上他的孩子。

性欲是人类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但在避孕术发明之前,过分的性活动必然会带来人口过剩。朝吉与阿松交欢时,曾抚摸她的大肚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是男孩,就杀死,如果是女孩,就拿去卖钱。”对过剩人口的处理,从这话中就可管窥一斑。这正是冬雪融化后田野中为什么会有死婴的真实原因。

所有这一切业已成为习俗或即将成为习俗的背后,其实都与人种的生存和繁衍有关。借今村昌平的视角,我们发现,被人类赋予文明性的一切习俗,其最初的形成,基本上跟人类美好的道德情操无关,而只跟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有关。什么样的习俗有利于本区域内种群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必会形成并遵循什么样的习俗。而习俗的文明性和道德性则是由人们后来附加上去的,其目的是用以抚慰残酷的习俗带给个体心灵的伤害和阴影。

当道德文明与习俗完全融合后,习俗的野蛮性被淡化了,其正统性和合法性由此彰显。正是因为这样,今村昌平对“楢山节”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对阿玲婆的上山行为也没有使用贬低的镜头。

辰平翻山越水,历尽艰苦,用近乎朝圣般的虔诚,将母亲送上楢山。但楢山没有神灵迓迎,只有乱石林立,白骨遍谷,寒鸦凄啼。人类的终极困境就这样被凸现出来。辰平终于醒悟,所谓的“楢山节”,其实就是对弃老行为的粉饰。当年父亲不愿背奶奶上山,是情有可原的。现在他也不想让自己老娘在深山老林里活活饿死冻死。但阿玲婆制止了他的软弱,用严厉的眼神和手势“驱赶”辰平离开。

大雪这时飘然而至,阿玲婆如佛般端坐在青崖之下,白骨与寒鸦之中,平静、庄重、肃穆和豁达的面容,在一瞬间击穿了所有观众的肺腑,一股荡气回肠的崇敬感升腾在每个人的胸膛。自然也包括影片中去而复返的辰平。大雪的突降,应证了古老的传谣,让浸润在习俗中的辰平自以为得到了庄妙的神示。

阿玲婆的从容赴死,让每一个深谙生存艰难的观众,只会为她舍己的悲壮行为洒下钦佩的泪水,而不会对她抱守陋习投去鄙视的目光。这显然不是观众的自我选择,而是导演今村昌平先用镜头替观众作了选择。很多时候,观众只是导演情感和理念的傀儡。这回就是。

 

三、

 

今村昌平的选择无疑是公允的。对“楢山节”,如果他采取的是批判的态度,那么这部电影绝对算不上经典。尼采曾说,人生毫无意义。作为人,最好的事情,就是没有出生,次好的事情,就是尽快去死。人活着没有任何价值。但是,既然不能马上死掉,人类就不得不用艺术和道德的手段,对自我存活的方式加以意义化和价值化。

“楢山节”看起来是一项个体死亡的仪式,其实也是人类牺牲个体保全集体的一种方式。今村昌平对“楢山节”的态度,正是现代人们对“人类学”所应该持有的态度——设身处地的理性、冷静和尊重。要知道,人类任何一项习俗的产生,都与当时当地的生存环境密不可分,如果易地移时,你自己正好躬逢其中,保不准你就是这项习俗最顽固的拥护者。对人类学,任何超越时空的批判,都会流于隔鞭抓痒式的肤浅。今村昌平之所以要“拔高”阿玲婆的死亡,其实就相当人类在深谙生存的虚无后,不得不对生命的意义加以美化,以告慰自己比其他生物丰富百倍、敏感千倍的心灵。“借日神的理性,我们看清了生活的丑陋真相,再借酒神的狂欢,给生活蒙一层艺术的面纱。”说这话的尼采真是个天才。

地球上很多生物时刻都在进化,但人种自固定下来后,似乎就再没有进化的迹象?从电影《楢山节考》中,我突然发现,人类的形体肤色也许不再进化,可人类混沌的心灵却一直在覆地翻天地变化着。而习俗正是改变心灵最直接的工具,也是最显著的证明。人类漫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他们不同的生存方式,酿成了他们不同的生活习俗,培育了他们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宇宙观。这正是人类心灵的进化过程。人类心灵的多样性,其实跟物种的多样性同样重要。就算到了现代社会,任何依据自己价值观来指责别人生存方式和习俗的言行,都应该慎之又慎。比如说,俄罗斯鼓励生育,我国提倡节育;美国反对坠胎,我国鼓励坠胎。这都是不同的生存环境作用在人类身上的正常反应,观念虽然完全相反,却无对错是非之分。

文章到这里,自然而然就要说到“普世价值”的话题了。普世价值,现如今成了中国一个敏感词汇。普世价值是否应该大张旗鼓地推行,目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争论的焦点之一。这里我不想加入争论。我只想提醒大家,普世价值其实就是一种全球通用的“习俗”。普世价值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环境发展的产物,也是科技进步的产物。科技的进步淡化了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同化了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只有人类生存环境大致相同,谈普世价值才有意义。如果地球上仍有楢山那样的村庄存在,那么普世价值的春风是断然吹不到那里的。换句话说,普世价值的推广应该与生存环境的改造相辅相成,不提前也不滞后,才是正招。普世价值的推广也只能是春风化雨式的,任何“粗暴”的推广行为和一蹴而就的想法,都属于异想天开。

 

四、

 

如果说,世界上很多习俗都与“楢山节”近似的话,那么日本很多习俗简直就与“楢山节”酷似。比如永争第一、失败就要去死的武士道精神,如果用普世价值观来打量,其残酷性和野蛮性与“楢山节”实在有得一拼。

意味深长的是,《楢山节考》为什么会是日本导演的作品,而不是其他人的?“楢山节”的传说为什么会发生在日本,而不在其他国家?事实上,从一看到《楢山节考》,我们的潜意识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故事只有发生在日本,才恰如其分。日本自然环境恶劣,生存资源稀缺, “致于死地而后生”,是他们很多习俗形成的宗旨。习俗对个体越残酷,就越有利于整体的繁衍。严酷的地理环境让日本制度的制订和习俗的形成,都不得不朝着“精兵简政”和“短、平、快”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尽可能地发挥个人的潜能,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清除社会累赘,降低不必要的消耗。如果人类风俗的发展史真是人类心灵的进化史的话,那么日本人的心灵就是朝着最直接的“强存弱亡”的丛林法则进化的。

这样看来,今村昌平拍摄《楢山节考》虽然是从人类学的客观实际出发,但他还巧妙地包藏了对本民族习俗的认同和私心。这就有些让人警惕了。人类学中的习俗固然没有对错是非之分,我们无法从价值观否定日本的某些习俗,但我们必须深刻意识到日本某些习俗的可怕潜能,稍不留意,它们能吞噬整个地球。过去他们用枪炮没做成的事,现在他们正想用钞票(经济)完成。

如果说日本的习俗具有“向生”性,那么中国的习俗则具有“趋死”性。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很多习俗都朝着有利于老人和死人的方向发展,社会福利制度几乎都朝老人倾斜。年龄是中国人克敌制胜的法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灾荒之年,易子而食,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习俗,易老而食的现象却非常稀少。自有信史以来,中国人对死亡的看重程度就无以复加,权贵们不但把大量的金银财宝埋进幕穴,而且还要年轻力壮的奴隶、妻妾或战俘作为殉葬。而穷人们为了举办一个稍为体面的葬礼,不惜倾家荡产,甚至卖身葬父或葬母。这种习俗与“楢山节”虽然正好相反,但其残酷性和野蛮性却不相上下。 与“楢山节”相似的故事在中国最后却变成了尊老的范本。说的是一个父亲让儿子帮忙,把自己的老娘抬进深山,正准备把她连同箩筐一起扔下山崖时,儿子突然叫停,说要保留箩筐,以便等父亲老了,自己也好用这个箩筐抬父亲上山。父亲听了冷汗淋漓,忙把老娘抬回家,从此好菜好饭伺候,以期给儿子树立一个孝顺的榜样,换将来自己幸福的晚年。现在想来,这个故事的前提,必须是家中有好菜好饭,另外,在供给老娘好菜好饭的同时,还必须保证自己和儿子有不会饿死的食物,这样,家族中的子孙照此模式下去,才有望个个收获幸福晚年。所以这个流传甚远的民间故事,只会发生在物产丰富的中国,而不是地贫物稀的日本。

显然,“趋死”习俗的形成不仅仅只是中国地大物博所致,它还有着深远的因由,这篇短评不再探讨。如果某位学者有心,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专门的课题来研究,写成厚厚的一本书。最后我只想说,中国如果不改变这种“趋死”的习俗,那么不管我们怎么地大物博,都可能再次败于“向生”习俗的日本手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习俗是民族命运的根源,就像性格是个人命运的因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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