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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希望的风筝——评析贾樟柯《站台》

电影中文名

站台

2015-06-13 21:38

 

在追逐,它在奔跑,它在飘摇,但都只是暂时的,终究会被拉回来,或者,崩断。 

——题记

#站台/Platform(2000)站台
Platform
(2000)

年代的热潮 县城的尴尬

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走出文革的十年浩劫,走向充满着新奇与未知的改革开放,一大批朝气蓬勃的青年人成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批探索者。中国社会在经历重创之后,有着无比的渴望奔向幸福的未来。八十年代人是有理想有希望的一代人。影片《站台》中的几个主角,崔明亮、尹瑞娟、钟萍和张军都是如此。他们正值年轻,他们不堪县城的落后与破旧,他们渴望解放,他们热衷于紧跟潮流走向社会,就像是崔明亮改过的喇叭裤,虽然在县里人被视为怪异,但在他们心中,这是代表着时髦与理想的城市。钟萍烫完头发回到文工团的第一天,她穿上了的大红的西班牙舞服,叼着一支红玫瑰,在乐声中翩翩起舞,热情奔放,阳光倾洒进来,照在她身上,有种动人的光彩。那时候的她还没有经历那么多,有爱情,有友情,有追求,生命似乎充满着希望。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希望和力量。

改革开放,体制改革,社会在巨大的世界浪潮中发生着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文化是影片的一个重要的无形的角色,以八十年代里迅速发展起来的流行音乐文化为代表。城市里的音乐在县城的收音机响起,“火车向着韶山冲”、“我的中国心”、“路灯下的小女孩”、“是否”、“站台”、“美酒与咖啡”,片子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有源音乐,汇演、人物清唱、广播、收音机等等。节省费用是一个原因,但更多的,是这种真实的声音更为动人。观众会有一种错觉,像是还原到了斯年斯景。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是有着记录历史的功能的,它们在时代中应运而生。这些方兴未艾的时代文化,像一股汹涌的热浪,扑向对未来充满向往和热情的年轻人

当八十年代的热潮让年轻人无处遁形时,县城的人们在思想的大变化和环境的闭塞中举步维艰。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尴尬。一边是市场经济的冲击让他们的思想远远区别于往代人,成为理想主义的代言人,一边是县城里的封建保守思想在作祟,狠狠拖住他们前进的步伐,当思想超前于现实,而现实的作用力远大于理想时,他们就只能在这夹缝中眼睁睁看着理想毁灭。

 

理想是迷蒙而破碎的

山西小城的天空很灰暗,演员们基本上都穿着深色系衣服,寒冷的冬天显得更加肃杀。破旧的围墙上是刺眼的“又红又专”的文革痕迹,一句又一句的“为人民服务”,孤零零地挂在土墙上,格格不入。小县城的四面环绕着茫茫大山,灰沉的天空压下来,这里就像一个喘不过气来的牢狱。他们想要越狱。

这四个主角,钟萍永远是最时髦的,张军永远都要快一拍,崔明亮慢半拍,尹瑞娟是最为保守的,但这并不能掩盖她心中的渴望。贾樟柯的镜头很坚定,很坚定地缓慢。其中固定镜头的反复出现似乎成为了一种别有意味的运用,就像是,贾樟柯不是在拍电影,他是在记录生活。远镜头,在一个广阔的场景中,崔明亮和尹瑞娟只是千万人中的其中一粒尘埃,面容模糊,很多时候观众并不知道,说话的人到底是谁,但是他们的生活都在继续,我们不知道的,其实都在发生着。明知道未来的样子,他们都在抗拒着,抗拒大山、抗拒平凡。崔明亮和尹瑞娟在城墙上的那一幕戏总让我觉得存在某种涵义。城墙挡住的那一面,他们各执一面,仿似对弈。当朦胧的暧昧在言语间忽然坦白了,他们没有走到一起,你过来,我过去,镜头里永远只有一个人。镜头是静止的,他们也是静止的,变化的是理想在慢慢流逝的心。

不同于崔明亮与尹瑞娟朦胧的暧昧,钟萍和张军的爱情是激烈的奋勇的。如果说爱情是一场战争,前者仿佛是在打游击战,虚虚实实看不清行兵布阵,后者则是轰轰烈烈青春热血,悲壮收场。其实除了尹瑞娟,他们都是没有认清现实的人。钟萍和张军的爱情带着小镇居民特有的自然淳朴,大大方方,不忌讳,不躲避。他们在时代进步思想进步的年代里做了小镇里未婚同居的第一对恋人,这在城里或许是无可厚非的,他们也一直高喊着“自由恋爱”,可惜理想的进步不代表现实的进步,县城容许不了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派出所审查时,张军缴械投降了,钟萍只能流产。

坐在卡车上的他们曾经追过梦,他们睡在卡车上,奔走于各地表演,观众越来越少,演员越来越少,但他们还在坚持着。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深刻而隐晦地表达了理想的破碎:他们像孩子般,奔跑着追逐呼啸而过的火车。一群人站在火车驶过的轨道,喘着粗气眺望远去的列车,轰鸣的机器嘈杂声似乎把他们的渴望都带走了。火车在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八十年代的小县城,火车意味着远方、意味着城市、意味着闯荡,意味着崔明亮一行人的理想。但是,车最后还是走了,贾樟柯始终没有让列车和人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

 

    屈于现世 压抑的潮涌

片子里总有一些笑点有着轻笑甚至是嘲笑的意味,但回过头想,心是闷闷的疼,甚至有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样的疼痛是为了什么,但它就那样来了,迟缓又深刻。大概是因为那种理想破碎后巨大的茫然和无助感,也许是因为那种认清现实受尽挫折依旧不甘心的,压抑着的不平静。

比如崔明亮在城墙上丢出去的那块石头,广袤的天空底下,因为发力过猛,他甚至被反作用力推得往后倒,可我始终没有看到那颗扔出去了的石头,一个人这样的用尽全力原来在现实面前竟是薄弱到让人难受。比如崔明亮光着膀子在黑夜里一口又一口地喝酒,这个长镜头持续了5分钟,或许更久,在他后面,一个人一边搬砖一边嚎歌,声音的重点在后面的人身上,但眼睛的焦点聚在崔明亮身上。他什么都没有说,那些人在镜头中来来去去,说话,生气,喜悦,流泪,有些东西我们并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但它偏偏就是发生了,这个社会不就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文工团为什么突然会没落了,可难道它不会没落吗?我不知道在城市飞速发展的这一个时代里,那些存在于夹缝的小县城还在茫然挣扎,可难道他们就能轻易跟得上城市么?

与充满热情的钟萍的独舞形成对比的是,影片后半部分里尹瑞娟的独舞。昏黄的台灯照亮了空寂的办公室,收音机里传来了一首流行歌曲,苏芮的《是否》。尹瑞娟看着文件听着音乐,轻轻摇摆,身体微微荡漾。尽管现在做着完全不搭边儿的工作,她的身体还记得心的语言,从拘谨到沉醉,伴着收音机里的歌声,她毫无顾忌地跳完了这一场独舞。尽管她是片子里最谨慎最保守的一个角色,她最后也选择了一个最安稳的职业公务员,但在这种种的掩饰之下,是尹瑞娟始终骚动着的心,是平静下的潮涌。

如果说张军蓄起的长发象征着一种反叛和抗争,那么后来他亲手剪掉自己的头发,就代表着放弃和失败。在那个灰暗的场景里,张军一手抓着头发,一手拿着剪刀,镜头长久地停留在他身上,一场祭奠,此时无声胜有声。祭奠了逝去的理想的他们最后又变成怎样呢?片尾的桥段,钟萍抱着孩子,轻轻地逗弄,看起来像是一幅非常安逸幸福的场景。在她们旁边,张军失魂落魄般瘫坐在椅子上,长头发早已经消失了,但那个时期的颓废无神在如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没有了色彩,他丧失了言语。贾樟柯把这种场景活生生地在观众眼前剥开,把这种迷茫和绝望一点一点地渗入人心,直到面目全非还深刻地烙在心里。我揪着心坐在椅子上,耳朵里仿佛能听到理想破碎时清脆的声音,像一种无声的哭泣,一阵阵的难受。

 

风筝得到的,只是短暂的欢愉,渴求的,却是巨大得可以承载天空的理想。《站台》阐述的故事,就像是一只风筝从放飞到坠落的过程。崔明亮、钟萍、尹瑞娟、张军,他们一起在天空里飘荡,有过雄心壮志,有过激情理想,但故事的最后,他们都归于平静,至少是表面的平静。

他们本是满怀理想埋头苦干的一代,然而,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似乎并没有降临在他们身上。尽管他们有了反叛的意识,但是在他们生活的小县城里——这是一个夹杂在城市和农村的中间地带,他们不如城市人来得先进,但他们同时也比普通农村人来得有眼光。然而,中间地带是最容易被忽视,因此,他们受到的关注也远远不如城市和农村。贾樟柯说,“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要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我想,他们应该就是“那个被撞倒的人”。他们存在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历程,他们经历的是发展带来的伤痛,是被社会牺牲的人。人们不是看不到他们,只是大多数人都沉浸在进步带来的欢愉中,他们的出现,无异是对幸福生活的干扰,于是人们选择了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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