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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的悲歌

电影中文名

机遇之歌

2010-09-12 07:41

故城·

故城·

想看 - 评分9.0

  /故城  如果我不是有目的地来到这里,而是意外地发现自己站在这个地方的话……那真有点绝望的味道了。                                                      ——卡夫卡,《城堡》 将宿命讲得如此云淡风轻,大抵只有基耶斯洛夫斯基才可以做到。《机遇之歌》(Blind Chance)将时间的不可逆性束之高阁,从浩瀚的时间轴上选取结点,讨论因生命的偶然体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升起的飞机,突如其来的爆炸和灰飞烟灭。生命被偶然性所劫持,辗转反复,抉择左右,然结果仍逃脱不出宿命,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对生命虚无最悲壮的喟叹吗? 一《机遇之歌》拍摄于1981年,正是处于基耶斯洛夫斯基思想的转型期,他的电影风格正从强调对外部现实的描写转为对内在多样性的暗示,从公开的政治化领域转向心理学或形而上领域。然而,其身上所侵染的政治诉求并未完全消失,一如基耶斯洛夫斯基后来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所表达的,“我这样曾经接触过共产主义的人,无论对它是信仰还是反对,或是像我这样报无所谓态度的,都已被它感染,不可能治愈”。应该说,对于那个时期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来说,忘掉政治和历史是不可能的。 尽管《机遇之歌》和同时期剪辑的《短暂的工作日》都通过跳跃的剪辑和虚幻的遐想,切断了影片直接通向政治现实的路径,甚至“时间”取代政治本身,成为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尺,但两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煽动性一点也不弱。我们看到,政治既是附着在个人身上挥之不去的瘟疫,又是制造偶然性事件的道具和背景,《机遇之歌》中提到的1968年的校园肃清运动和接踵而至的工人罢工和反犹运动,均成为决定魏特克命运走向的关键结点。 魏特克休学离开医学院的原因是父亲的死亡,并导致自身使命感的。与此同时,那时波兰的年轻人已经意识到政府的伪善,政府煽动学生举行示威,其目的却是为了让民众与知识分子对立。于是他们迷茫、丧失信仰并前途未卜,摆在他们眼前也只有三种选择,影片用魏特克赶火车的方式将这三种选择呈现给了观众。 第一个故事中,魏特克赶上了去往华沙的火车,接受老党员维尔纳的指引和引荐,成为波兰共产党的一份子,他相信可以通过个体与体制的合作改善社会现实,于是魏特克代表共产党去医院调停,试图制止激进分子的“叛乱”。导演用戏谑的口吻叙述了调停中的种种细节,其实是在暗示魏特克尴尬的处境,他热血沸腾的参与政党,力图实现政治抱负,却成为政府镇压民众的替罪羊。此后,因女友被捕魏特克又与上司产生了冲突,不得不离开华沙去巴黎,然而当他来到机场,波兰爆发了罢工,他被告知无法离境。 第二个故事中,魏特克没有赶上火车却冒犯了车站的警卫,被判处强制进行社区服务并结识了激进分子马莱克。经后者的邀请,他加入了这批反政府、反共产主义的地下团体,并接受宗教洗礼(斯特凡是他的神父)。与此同时,他爱上了幼时伙伴的姐姐薇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薇拉已婚且是犹太人,1968年前后波兰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反犹运动,薇拉被迫移居国外。此时绝望的魏特克本想借去巴黎参加会议离开波兰,然而他必须通过向政府告密地下团体的行踪才能获得签证,因此他仍没能成行。 第三个故事中,魏特克没有赶上火车却碰到了医学院的女同学奥尔嘉,于是他复学、结婚、生子,他拒绝入党也对宗教和反政府的组织心存抵触。他是医学院院长的得意门生,并代替院长赴利比亚参加学术会议,但为了给爱妻奥尔嘉庆祝生日,他改了航班,必须乘坐经巴黎转机的飞机。值得注意的是,在机场导演为观众捕捉了两个关键镜头,一个是第一个故事中的拿着文件的女空乘,另一个是第二个故事中坐轮椅的斯特凡也在等待同一个航班。也就是说,此刻魏特克将乘坐的飞机正是前两个故事本应乘坐的那架。然而悲剧发生了,正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飞机起飞后不久就爆炸失事了。 前两个故事中主人公是有政治倾向的,要么投入斯大林主义笼罩下的东欧集权统治,要么投入西方左翼自由主义的怀抱,然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他都不可避免的被边缘化了。第三个故事中主人公已不再有任何的政治信仰,当他春风得意地过上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时,命运的沙漏却再次翻转。影片的结尾告诉观众,即使个体拼命摆脱政治意志,但最终的结果仍难免被无辜牵连,这种对二战后波兰政治绝望的情绪,在基耶斯洛夫斯基早期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人员》、《生命的烙印》等)。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表示,“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象征角度来看,在波兰是无法找到一片真正属于个体的地方的,也许你会对某些理想抱有憧憬,却总会与肤浅、卑劣的社会现实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机遇之歌》或许可以看做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政治理想的集中表达,是他对“个体命运向政治意志突围”这个命题的执着尝试。 二《机遇之歌》的伟大之处,在于其用影像的方式对于时间的界限与位置进行超越。影片打破时间的固有秩序,建立起“如果……那么……”条件假设结构下的多重叙事,呈现出一种看似“花言巧语”实则布局精妙的影像修辞,影片中,导演借用了火车这个机器时代的标志性符号,构造出一个假想的时间隧道,通过主人公追赶火车的动作重置各个时间结点。这种修辞被之后诸多电影作品(如《劳拉快跑》、《滑动门》和《蝴蝶效应》等)竞相效仿,将机器时代下的钟表时间进行了数次巧妙的解构。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谈及《机遇之歌》的构思时说:“要有多少偶然,我今天才能在这儿?当一个人选择了一条路,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就选择了这条路上可能会遇见的偶然性;而在另一条路上,则又有别的偶然性。为了理解我现在的位置,就必须倒回过去,观察过往的历程,看看哪些是走这条路的必然,哪些是自由意志,哪些是出于偶然。”影片中,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并置的三个故事,将“如果没有”这个假设重复了三遍。通过三个“如果没有”,我们看到个体的主观因素决定了个体的命运走向。比如,第一个故事中如果魏特克没有殴打上司,即使爆发了工人罢工,他也可凭借党代表的身份奔赴法国;第二个故事中如果魏特克主动揭发了秘密印刷基地,那么就可从官方直接获得赴法国的签证;而第三个故事中如果魏特克不要替代老师参加医学会议,又或者他不要为妻子庆祝生日,那么悲剧也不会发生。 然而,影片中的魏特克曾向女友感叹自己的幸运,当母亲在产下自己后,孪生弟弟便胎死腹中,倘若先产下的是弟弟的话,就不会有自己的存在,似乎冥冥中的“运气”更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每段故事的开头,都有魏特克从售票台奔跑到火车车尾的一幕,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滚动的硬币、喝啤酒的醉汉和巡警等几个要素。显然,在西方语境下,投掷的硬币意味着偶然性与概率,而硬币掉落的随机性影响了醉汉拣起硬币买酒的时间,进而干扰了魏特克的奔跑路径。实际上,导演通过这一系列连动关联,将主人公是否能赶上火车与掷硬币这样一个随机事件挂钩。这个例子表明,个体的命运并非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偶然性的客观事件,人生的轨迹更像是命中注定的。 从影片的结尾来看,在“人定胜天”和“命中注定”之间,基耶斯洛夫斯基悲观的选择了后者。如果说前者强调一种西方人不可一世的主体性,是笛卡尔眼中的“我思”,也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么后者则贬低人的主体性,相信被偶然主宰的个体命运的必然悲剧性,带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宿命论。导演在影片结尾将主导个体命运的偶然性无限放大,制造出那惊骇的一幕,将之前的所有努力和可能性毁于一旦,冷酷之极。影片中弹簧玩具一段,堪称对影片结尾最诡异的呼应,魏特克看到管状的弹簧玩具借助重力“自主”翻越楼梯时,眼神中流露的是惊讶和不可思议,然而一旦它落到楼底,失去重力的弹簧便像死了一样,魏特克指着仍在晃动的弹簧说,“看,那是垂死的挣扎。”殊不知自己在人生路途中的种种尝试,也不过是一种垂死挣扎。 三《机遇之歌》中,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方面宣扬偶然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告诉主人公自身的特性/身份/认同是变化的,也是能够变化的。但另一方面,他终究还是将主人公圈进一个死循环里。那些偶然性赋予的不同的特性/身份/认同是存在的,但不同的特性/身份/认同的人终究会来到同一个终点,一个确定的、注定的、早就设计好了的深渊。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陈列了三种选择的可能,将那些不确定的假设实在化,这便拒绝任何怀旧式的、站在当下意淫历史偶然性的可能,告诉我们不必带有“时不待我”的怨恨、懊悔和不甘,去大呼“如果当初怎样,我如今就怎样”。历史不会给个体的侥幸心理任何的安慰,它会从每个人身体上碾过,而每个人都毫无例外的在地面上留下一个被碾过的痕迹,不管你的痕迹形状如何,一阵风吹过,它都会化作尘埃。 其实,基耶斯洛夫斯基并不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只是人类的生存现状本身充满着矛盾与悖论使然。时至今日,把个体放置在社会的什么位置仍存在巨大争议,在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和政治意志所共同编制的社会大网中,“个人”往往是惶恐的、煎熬的,左右为难的,难道《机遇之歌》中所展现的宿命论和绝望气息不是我们的生存现实吗? 基尔凯戈尔说,选择绝望并非逃避生命,而是打破人类生存层面的封闭性,完成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突破和超越。如今那些抱着享乐主义歪曲后现代精神的人,用解构的方式,消解人类所处的困境,已让我们丧失了评价和反思的能力,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转而沦为一种单纯的、无足轻重的社会存在。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悲观,“让人道主义不是一份媚俗的煽情或廉价的乐观,甚至不是一种宽容或温馨,它承载着对人类生存困境最基本的关注,是一份伤痛,一道终极防线,一份悲观但不绝望的傲岸。”(刘晓枫,《沉重的肉体》) 2010-8-13 20:25 原载于《礼·志》  后记:在写完这篇文章后,我读到齐泽克的《无意识的法则:论一种超越善的伦理》时,突然发现《机遇之歌》提供的三种“选择”,或者说是可能,是基于对伦理的哲学探讨基础上的。 在齐泽克的表述中有这么三种选择:通过某些基本的至善概念为伦理提供一种直接的本体论基础(选择的共产主义);通过牺牲伦理的普适性的本质内容,对普适性进行程序主义转向来拯救前者(持不同政见的);以及“后现代”态度,它精髓的、包罗万象的惟一规则是“不要将自己的游戏规则强加到他人的游戏上”,也就是保持叙述游戏的多元性(对任何政见保持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的暧昧态度)。 而这三种选择形成了黑格尔的三段论:直接基于至善的基本伦理本身;然后是它的“反面”;最后,是“否定之否定”,对普适性本身的后现代否定。我们发现第三个选择本身的矛盾性,实际上它有可能成为第二种立场的亚种,强加着第二层次的形式规则,即用容忍来接受难以解决的分歧。拉康对这个三段论的立场使得一种新的“选择”诞生,即“一种给予拒绝符号化的创伤性的真实界的伦理,这种真实界是在与他者欲望的深渊的遭遇中经历的。”实质上,《机遇之歌》就是一种真实界的伦理解读,试图去填补本体论大厦所存在的裂缝,齐泽克管这叫做“被指派的忠诚”,在我看来,这是种囫囵吞枣式的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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