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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从“毒草”到香花(转)

电影中文名

早春二月

2009-11-23 11:51

晋唐酒鬼

晋唐酒鬼

想看 - 评分8.8

     铁骊是我国著名导演,他从13岁就参加了家乡江苏的救亡剧社,15岁参加新四军,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1950年调文化部电影局,不仅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而且有深厚的编导功底。1956年他开始做副导演,参加了著名影片《林家铺子》、《红旗谱》等的部分摄制工作。1959年起正式独立拍片,《无名岛》、《暴风骤雨》均是他导演的成功影片。《早春二月》是他独立执导的第三部影片。
  在谢铁骊改编、导演和拍摄《早春二月》过程中,文化部、电影局、北影厂都极为重视,全力支持。夏衍还亲自审阅剧本并进行修改润色。据北影厂知情人士说,影片中肖涧秋在谈大革命失败后青年人的状况时发出感叹的一段台词,就是夏衍加上的;他又建议将影片名在小说名前加上“早春”二字,为《早春二月》。
  为拍好《早春二月》,北影摄制组配备了最佳阵容,各艺术门类大都是名家登场——编剧、导演:谢铁骊;摄影:李文化;美术:池宁、晓滨;作曲:江定仙;指挥:韩中杰。演员阵容更强大,都是当年著名影星:孙道临饰肖涧秋,谢芳饰陶岚,上官云珠饰文嫂,王培饰钱正兴,高博饰陶慕侃,俞平饰方萍。就连剧中的一些配角如彩莲、王福生、陶母、陈奶奶、医生等的扮演者,在影坛也较知名。
  影片《早春二月》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26年前后,处于彷徨中的青年教师肖涧秋,来到浙东芙蓉镇中学任教。他对镇上一个穷苦的寡妇文嫂很同情,但同时又爱上了一个我行我素的地主小姐陶岚。后来,文嫂的小儿子阿宝病死,肖涧秋为彻底帮助她,决定讨她为妻。此举招来社会上的非议和攻击,文嫂在极度羞辱中投河自尽。肖涧秋也毅然离开芙蓉镇,投身到时代洪流中,陶岚也急忙随他而去……
  如果对照小说原著看影片,可明显感受到,影片《早春二月》在忠于小说《二月》的基础上,从故事到人物作了大胆的调整和升华。谢铁骊曾回忆道:“在编导影片过程中,我有个主要思路:柔石在写《二月》时,正处在大革命的低潮时期,他是知识分子,对未来的目标看不清楚,处在徘徊彷徨之中。我想把小说中肖涧秋的形象由消沉改为昂扬。影片的结尾是和夏衍先生商量后确定的,没有弄成大团圆式的传统结局。陶岚虽然追赶肖涧秋,但是否能追上,留给观众去想象……”
  无论影片所反映的时代主题,还是对主要人物的塑造,抑或摄影、美工、音响,将《早春二月》称为新中国成立17年间故事片的一个巅峰,当之无愧。我国的影视作品,历来施行公映(播)前的审查制度,对有缺点的作品要作修改,对有重大问题的作品禁止公映(播)。这都是应该的,正常的。但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往往没有了公正的审视标准,将许多优秀作品打入十八层地狱。《早春二月》便是其一。
  1963年影片《早春二月》拍竣,照例送审。当时,茅盾、陈荒煤、夏衍等文学和电影大家看了送审片,都给予充分肯定与赞扬。但周扬却大加挞伐,他说,影片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德自我完成,宣扬了人道主义。这在自1962年开始,大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并将人性、人道主义与修正主义等同的情势下,无疑是宣判了影片的死刑。
  很显然,周扬是已知**1963年12月12日对文学艺术的批示后才讲这番话的。**在批示中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而当时蒙在鼓里、怀着一颗善良好心的茅盾听了周扬的意见后,还亲自写信给谢铁骊提出修改方案。不久,**的批示正式下达了,形势十分紧迫。就在创作人员考虑影片修改方案时,电影局突然下达了专对《早春二月》的指示:“一个镜头也不许动,等着批判。”此后,对《早春二月》开始进行批判并逐步升级。 1964年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康生作重要讲话,他在大批特批田汉的京剧《谢瑶环》和孟超的京剧《李慧娘》的同时,又把故事影片《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一律诬为“大毒草”而大加鞭挞。康生的讲话是对**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的注解,但他的矛头已在公众面前直指了后来被称为“四条汉子”的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及其主管的文艺界。**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二个批示,是1964年6月27日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作的,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批示于同年7月11日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同年8月18日,**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可能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批示发出后,从1964年夏至1965年夏秋一年间,全国文艺界和大专院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对所谓“反动影片”《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不夜城》的批判,首当其冲的是《早春二月》。
  当时冠以《早春二月》的罪名主要有两条,一是继承了二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传统;一是宣扬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情、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笔者当时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为“保卫党的文艺路线”,也积极参加了这场大批判,以“卫党文”的笔名写文批判肖涧秋对文嫂的关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怀着卑鄙的私欲对文嫂布舍”。许多同学以笔做刀枪,向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开战,一篇篇文章在天津的省、市报刊发表。而在首都北京,批判火力更猛,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批判文章就达数百篇。真理是客观存在,不因人的曲意加罪而改变事实。就在全国上下对《早春二月》形成围剿之势时,也有许多耿介之士,以不同形式坚持真理。李何林先生便是其一。
  李何林(1904—1988),安徽省霍邱县人,参加过南昌起义,后历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鲁迅研究专家。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主任并授鲁迅研究课。
  记得1964年夏天,中文系开始批判《早春二月》时,有一天他给我们上鲁迅研究课。登上讲台后,他先不讲课,而是说起了影片《早春二月》。他面带愠色地说,《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的小说改编的,是个很好的影片,批它干什么?影片艺术上也很美。你看,肖涧秋到芙蓉镇中学任教,旅途船上他与文嫂第一次见面,见面的艺术处理手法相当妙,文嫂的小孩掉了一个水果,水果滚到文嫂身边,肖涧秋的视线顺着水果的移动投向了文嫂,处理得多妙啊!还有肖涧秋和陶岚在林中散步,电影镜头的特写落在二人并排行走的双脚上,用这种细节表现爱情,真是意蕴无穷啊!
  在南开大学师生批判《早春二月》期间,李何林先生不仅在课堂上发出不同声音,而且还写文章。他的文章不是锋芒毕露,而是通过对鲁迅的《〈二月〉小引》表达他对批判的不满之情。他在《鲁迅作“〈二月〉小引”试解》一文中,开头一段写道:
  冲锋的战士(攻打惠州牺牲的李君即文嫂的丈夫)的牺牲,天真的孤儿(采莲、阿宝)的无依无靠,年青的寡妇(文嫂)的悲惨的遭遇,热情的女人(陶岚)对爱的追求和苦恼,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方谋、钱正兴和陶慕侃的信仰三民主义、资本主义、教育救国主义)的反动和落后,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麻木不觉悟,并怀疑和议论肖涧秋和文嫂、陶岚之间有不正当关系的人们),这一切灾难和落后现象,倒并非像蜘蛛有意张网,专一等待飞虫来碰上那样,专一等待肖涧秋的来碰撞(“飞翔的游人”指肖),有意要使它苦恼。这些灾难和落后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在逃避斗争、“寻求安静”的肖涧秋的眼中,一旦接触,就成为他的大苦痛了。旧社会中麻木不觉悟的人们,生活是无聊的,是没有味道的,对于别人的灾难和苦痛,不但毫不关心,而且幸灾乐祸,把它当做使自己生活有点味道的椒盐,也就是把肖涧秋的苦痛和战士的牺牲、孤儿的不幸,当做无聊社会的人们生活中的调味品,使他们无聊地生活下去。
  李何林先生在这段解释中,说得十分明白,既讲了《二月》的故事大略,又点明了小说的主题,并对小说中的各种人物一一勾画。在《试解》中,李何林先生继而揭示了肖涧秋这个人物的内涵:“他从外地来到芙蓉镇,本拟走教育救国的路子,极想有所作为的;对于天真的儿童和文嫂母女以及陶岚,是‘怀着热爱’的,但是由于他过于个人主义地顾虑和爱惜自己的利益(顾惜),又拘谨而怯懦(矜持),终于连本想安住几年的芙蓉镇,也住不下去了。”在这里,又道出小说中对于主人公的批评倾向。亦即是说,在李何林先生看来,一篇作者态度鲜明而具有批评意义的小说,现在为何这样兴师动众地去批判?他一再说鲁迅指出这部小说,使“明敏的读者对于肖涧秋这样的青年不是感到诧异(惊异于他的动摇和脆弱),就是会有同感(和他思想状况相同的人),因而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读者自己是怎样的青年呢?用肖涧秋照照看,青年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在甚嚣尘上的批判声中,李何林先生却告诉读者,《二月》是一部有助于广大青年思考自己的道路的小说。这种胆识是难能可贵的,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更是令人景仰的。
  在《早春二月》中扮演陶岚的谢芳,是我国当代著名电影演员,1962年经周恩来总理提议,当年评选的我国“二十二大影星”中,就有她的名位。文革前她主演的3部影片《青春之歌》(1959年)、《早春二月》(1963年)、《舞台姐妹》(1964年),部部都是影坛杰作,至今仍闪烁着不朽的光辉。
  但是,优秀影片在极“左”年代大都逃脱不了被批判的命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自1964年就被批判为“大毒草”,文革中的批判进一步加温,影片的编导、演员更是在劫难逃。
  谢芳在其著作《往事匆匆》中记述说,1966年夏天,文革骤起时,她同北影厂演员剧团部分同志从山西省长治结束“四清”工作回京,刚下火车就被点了名。随后,演员剧团成立了“黑帮”管理组,厂领导、名演员都成了“走资派”、“反动权威”、“大党阀”、“大艺霸”。她因主演了《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罪名是“放毒”“有功”,被诬为“大毒瘤”。
  “黑帮组”每日示众多次,由造反派用皮鞭押送,站成一排,接受审问。
  “把头抬起来!”一个造反小将把谢芳的头发揪起来,问道,“你有什么罪?”
  答:“演了毒草影片。”
  问:“毒草影片是什么性质?”
  答:“反党、反社会主义。”
  问:“你为什么要反党?”
  “……”
  这是谢芳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她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人民演员,先演歌剧,后演电影,扮演的人物都是歌颂党、歌颂革命的正面形象,她怎么会反党呢?
  在危难时刻,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鼓舞了谢芳生活的勇气,心里一下子亮堂起来。这使她终生难忘。
  那是在1972年,谢芳从“五七干校”被召回参加接待外宾的工作。先是接待曰本电影演员望月优子(曰本电影《板车之歌》主演),随后是接待朝鲜文化代表团。那天,当她听说周总理要接见代表团时,高兴极了。接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当她跟在代表团后面依次进场时,周总理一见到她就说:“谢芳同志!”当时她很感动,周总理日理万机,却记得一个普通演员的名字。在此之前,谢芳已有两次与周总理见面的机会。一次是1959年9月的一天,拍完《青春之歌》后周总理在**看样片,看毕,周总理握着谢芳的手说:“祝贺你成功啊!”一次是1962年夏天在北戴河正拍《早春二月》的时候。交谈时,总理亲自向夏衍过问了谢芳的工作调动问题。1963年她和其爱人歌唱家张目就从武汉歌舞剧院调到北京。
  在这次接见过程中,当总理向客人谈到谢芳时,她立刻站了起来。总理问:“你多大年纪了?”谢芳说:“37岁。”接着,总理向着客人说道:“她说‘37岁’,那就是说解放时她才14岁。”随后又说了一句:“只是因为演了不合适的角色。”总理对一切受到极“左”路线排斥者的维护之心,溢于言表。
  在谈到电影《早春二月》时,总理接着问谢芳:“鲁迅为纪念小说《二月》的作者柔石写的一首诗,你念过吗?”对于这首诗,谢芳自然是知道的,但因为一时激动,没有马上想起来,便摇了摇头。总理说:“你看,你们演这些戏,却不阅读历史上的有关资料。”随后,总理当场背诵了这首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谢芳说,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想起总理于繁忙国事之中,70岁高龄,却能在国际友人面前一口气将此诗随口吟来,怎不感人泪下?
  背诵完毕后,总理又问谢芳:“你能写东西吗?”她说:“不会。”这时,总理掩饰不住担心和焦虑的情绪对朝鲜朋友说:“你们看,我们是很贫乏的呢!……”
  从这些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总理对当时文革在全国造成的破坏与摧残所表现出来的痛心和不满。尤其是关于《早春二月》,早已被诬为“大毒草”开展全国性的大批判,而此时此刻,周总理却当众背诵了鲁迅为纪念《二月》作者柔石而写的诗,这对正在开展的大批判,是一种反抗,其意蕴是极其深远的。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电影艺术迎来了解放的春天,曾经被批判为“大毒草”的一大批优秀影片不仅在国内复映,而且走出国门,享誉海外。1981年这一年间,美国与法国几乎同时举办“中国电影周”,谢芳主演的《早春二月》、《青春之歌》、《舞台姐妹》全部参加,谢芳应邀出席。1983年夏,法国的海滨城市拉罗谢尔举办各国电影导演作品节,其中就有《早春二月》,代表团成员仅有导演谢铁骊、谢芳和翻译等3人。1987年6月,苏联举办中国电影回顾展,其中又有《早春二月》……从1963年拍竣未及上映的《早春二月》惨遭批判,到十多年后重见天日,再到20年后在世界各国映红,可见其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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