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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献给贵族的史诗

电影中文名

2009-11-04 10:04

加书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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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谓史诗片,一般是指场面壮观、布景华丽,环绕着宏大抒情的主题音乐,具有很大可看性的那些电影。从外表看,维斯康蒂的《豹》具有史诗电影的一切元素:油画般的画面质感、规模宏大的战争和宴会场面、大批的人物角色和景观式的豪华布景。但《豹》不仅仅是电影类型学上的史诗片,它是真正的史诗。它容纳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它所反映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它表现一个时代所具有的时空感,它对其主人公(英雄)贵族阶级的礼赞使得它最大程度地接近于史诗原初的定义,仅有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关于一个民族的,而是关于一个阶级的。      罗杰·艾伯特说《豹》是一部由唯一可能执导它的人导演的电影。这话初听来像是废话,仔细琢磨却很有道理。电影导演中贵族出生的本就不多见,像维斯康蒂这样纯正的大贵族出生的几乎绝无仅有。维斯康蒂家族在意大利历史中地位显赫,在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中就能看到这个家族活动的身影。因此维斯康蒂同《豹》中的萨利纳王子一样,属于“旧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拍这部电影,就像拍他的家事。而维斯康蒂不仅是位贵族,还是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体现在《豹》中,就是将欧洲近代革命表现为阶级之间的更替和变动。大贵族加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奇妙的组合决定了维斯康蒂与《豹》之间彼此归属的关系,也奠定了本片历史感的情感基调。      《豹》是献给贵族的史诗,但却是一首挽歌式的史诗,它表现的不是这个阶级上升时期的丰功伟绩,而是它不可避免的衰落和灭亡!历史上,每当贵族没落,被新的阶级取代,就会有人唱起挽歌,2500年前,王政时代的希腊贵族被代表民主制的平民阶级取代,品达就为他们唱起了挽歌。在现代电影中,表现贵族精神没落和新阶级崛起的,据我所知,还有雷诺阿的《大幻灭》。与雷诺阿那种旁观者的睿智和清醒不同,维斯康蒂无法斩断他跟这个阶级的血脉联系,对他来说,表现贵族精神的衰亡就如同表现自己的死亡一样,在《豹》的主人公萨利纳王子那里,我们听见的彷佛是维斯康蒂的内心独白。      不过,话还得从历史上存在过的贵族这样一种“生物”说起。无论是已经普遍民主化、强调个人权利平等的西方,还是充斥着暴发户和特权阶层的中国,贵族都是一个人们十分陌生的词,据说这种“生物”已经灭绝很久了。即便在仍旧存在贵族的时代,普通百姓对他们也是相当不了解的。萨利纳王子家的神父在酒馆里对那些平民这样描述贵族:“你所说的贵族很难琢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是他们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烦恼和喜悦创造出来的。那些你我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他们却至关重要。我并非说他们是坏人,完全不是,他们与众不同,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他们不会在意,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他们反而担心。比如说,在萨利纳王子看来,若赶不去杜纳福卡特度假,那简直是悲剧,但要是问他如何看待革命,他会说并没有革命,一切如故。”这位神父尽管每日和贵族打交道,他对这个阶级的了解也相当表面,他只知道他们“与众不同”,却并不了解究竟不同在那里。在外人看来,贵族首先要占有大量的财产,但谁都知道,财产与贵族肯定不能划等号。也许有人会说,之所以财产多并不代表他是贵族,是因为贵族首先要有贵族气质。《豹》里有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贵族气质的养成和财产之间的关系。萨利纳王子对商人兼议员卡洛吉罗这样描述他未来的女婿,塔克罗迪王子,“也许没有人能像塔克罗迪那样高贵、敏感、迷人,除非他的祖先大肆挥霍,至少在西西里是如此。”贵族气质的养成不仅需要大量的钱,而且需要把钱不当钱,这可能是贵族的原罪,也是他们不可避免衰落的根源。      一个阶级和一个人一样,最能体现他的素养和精神特质的不是他春风得意之际,而是他处在困苦中,濒临死亡之时。维斯康蒂要为他这个阶级“立言”,也选择了这样一个时刻。电影中的萨利纳王子是贵族阶级的代言人,他张口闭口“我们”、“这个阶级”,但这个人物并没有丧失他自身的个性和魅力,相反,维斯康蒂没有让这个人物说多少关于贵族阶级的正面的言论,他仅仅通过塑造这个形象,通过让观众感受这个形象,来表现贵族精神。萨利纳王子首先是一个有负罪感的贵族,他深知贵族阶级有着无法救赎的原罪:“25个世纪以来,我们所肩负的伟大文明皆来自外部,而非由我们创造,不能称为我们的文明。2500年以来,除了殖民者我们什么都不是。”对一部分人来说,贵族作为一个阶级之所以垮台是由于他们自身生命的堕落;对那些真正的贵族来说,仅仅是由于背负上了某种负罪感,仅仅是由于这种负罪感压抑了他们的生命意志。电影中的萨利纳王子,一开始保持着旺盛的情欲生命,他一边对宗教保持着狡黠的敬意,一边又到巴勒莫去找妓女寻欢作乐;后来,随着革命和政治局势的变动,随着他对以卡洛吉罗为代表的资产者一步步审时度势地退让,他的生命意志也一步步衰弱了,他这样拒绝来邀请他参加新政府的官员希弗利:“西西里人的愿望,就是沉睡在梦里……所有的呐喊,甚至最暴力的,都是渴望遗忘,寻欢作乐是为了遗忘,枪林弹雨是渴望死亡,啜饮甘甜的饮料,都是为了最终的安宁,也就是死亡。”西西里这块古老的土地,俨然成了与它同样古老的贵族的化身。随着塔克罗迪王子和卡洛吉罗的女儿安杰莉卡之间的联姻,萨利纳王子知道未来的新人已经登场了,在祝福他们之后(“今天,没有什么比这对新人更美”),他独自一人来到书房,看着墙上《临死的圣地亚哥》的画像,开始思考死亡的问题。贵族的强力意志日渐萎缩,至此达到了终点,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就是死的内驱力占了上风。然而,对于不缺乏信念的贵族来说,他的生命不单单是一个自然生命,生命的死亡不是消失和灭亡,而是某种复归,是与永恒的生命、绝对的理念结合在一起。晚会结束后,萨利纳王子独自走回家,半路他来到一个广场,突然单膝跪下,朝着天空默祷:“虔诚的星星,何时我才能远离尘世的一切,在永恒不变得世界中得到永生。”      维斯康蒂没有蓄意美化贵族,他深知,他们除了是精神的高贵者,同时也只是“乱世中的凡人”,在残酷的历史变动和阶级更替中,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采取非常实际的行动,在面对现实的政治斗争时,他们并不是一群爱幻想的生物。尽管深知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电影中的萨利纳王子采取的每个行动都是这个阶级的自保行为,其中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支持侄子塔克罗迪迎娶资产者的女儿安杰莉卡,他知道这是历史为贵族留下的后路之一。在这种典型的优雅的贵族的儿子加富有的资产者的女儿的婚姻中,贵族中的一部分(像塔克罗迪那样年轻、有远见又现实的人)通过与资产者的联合转化成新的统治者。而萨利纳王子自己,由于过重的历史包袱和斩不断的精神联系,毅然承受了降临给这个阶级的命运。      《豹》的史诗性离不开它厚重的历史感,历史感又首先表现为一种鲜明的阶级意识。它表现的是一个变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贵族的衰落又是同资产阶级的粉墨登场分不开的。时代变动的主题在《豹》的第一个场景里就凸现出来,画面中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庄园的外景,随着摄影机的缓慢移动和镜头的推进,观众发现萨利纳王子一家正聚集在客厅里开家庭祷告会,这个画面持续数秒之后,虔敬的祷告声逐渐被屋外传来的嘈杂声替代,有仆人来通报说,在花园里发现了一个士兵的尸体。弄明白事情的真相后,家庭神父画着十字在那里说,“这是一场革命”。      在正面表现资产者的登场之前,《豹》首先表现了旧统治阶级内部联合的瓦解,也即天主教会和贵族阶级之间的分道扬镳。电影中的这位家庭神父,除了充满满脑子的教条之外,是个腼腆而怯懦的人,他预感到时代的变动将给教会带来的危机,却完全不知所措,只希望通过用教条束缚贵族,使他们承担起全部的责任。宗教精神的衰落还可以从萨利纳王子那位虔敬的夫人身上窥见,她用她敏感、脆弱的神经和遇事哭哭啼啼的作风印证了尼采关于基督教已蜕变成一种感伤的宗教的断语。教会和贵族都彼此猜忌,担心对方会率先出卖自己,神父担心贵族阶级会以牺牲宗教为代价,“与自由党人,甚至共济会达成协议”,来瓜分教会的财产。而萨利纳王子也知道,“宗教如果靠牺牲我们,得以拯救自己的话,你以为它不会这样做吗?”      在这种统治危机之下最先作出反应的是萨利纳王子的侄子塔克罗迪,他深知“万物要保持永恒就必须作出改变”,因此在革命爆发之际,他最先以贵族的身份参与进去。维斯康蒂用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远景镜头表现塔克罗迪离家参加加里波第军队时家人的送行过程。一条大路从萨利纳王子家的庄园一直延伸到远处地平线上,骑着马的塔克罗迪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近处,家人们怀着忧伤和前途未卜的心情目送他。对于地平线的尽头是什么,这里的人还很陌生,但是一切都预示着那边的行动将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而他们中最优秀的成员之一已经主动去探知究竟,他也将因此而成为新时代的新人。      《豹》不仅塑造了萨利纳王子这样的贵族形象,也塑造了卡洛吉罗这样的资产者。不难看出,维斯康蒂看待资产者是带着有色眼镜的。在他的电影中,卡洛吉罗在高贵的萨利纳王子面前,多少显得像个小丑,他缺乏像鲁宾逊那样作为新时代的开拓者的顽强精神,却不乏巴尔扎克笔下那些人物的贪婪和投机。电影借穷画家希斯奥·杜梅之口说出了平民眼中的资产者形象:“殿下,‘真相就是’他很有钱,也很有影响力,他是个吝啬鬼却魔鬼般机灵,你该看看他去年四五月的模样,他像蝙蝠一样来往穿梭,坐马车骑马骑骡子,走路风雨无阻,他经过的地方会结成秘密组织,为将要来的人铺路,他是个灾难。这只是他事业的开始,再过几个月,他会成为都灵议会的议员,再过几年当教会财产被拍卖时,他不费分文,就能占有马拉及冯达希罗的财产,最后他会成为全省最大的财主,这就是卡洛吉罗,未来的主宰者。”在《豹》里,维斯康蒂吸收了马克思的阶级学说,但他并不认为阶级的更替包含某种进步过程,在他眼里,历史充满强力意志和所谓“赤裸裸的真相”。电影中的萨利纳王子说,“我们是豹子是狮子,取代我们的是豺狼土狼,所有人——豹子、狮子、豺狼、土狼,都觉得自己很高尚。”有统治能力的人,都是务实的人,像加里波第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卡洛吉罗这样的人尽管和萨利纳王子一样“没有幻想”,但“他能在所需之时创造幻想”,也即通过正义、进步等口号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法性证明。      萨利纳的王子已经没有了创造幻想的能力,“他跨越了两个世界,在两个世界里都感到不安”,现在他只想沉睡和到永恒的世界中寻找安宁,于是,在最后一幕里,我们看到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广场镜头的阴暗里,这是谢幕和告别,不仅为萨利纳王子自己,也为那个古老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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