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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建设性的破坏者

电影中文名

懒汉睡夫

2009-11-29 23:48

 

蛋睡得最香》是黑泽明中期的几部社会批判类现代剧之一,一般打上这样标签的电影,现今的观众们大都会掩鼻而走,要看批判现实的嘛,我们在17年和改革开放的10年就看够了,还用再引进一尊神来轰炸大脑吗?而且什么叫人越坏睡得越安稳,借我三个中国心,我也还是想不通!香港人倒是爽快,给译了个好懂的片名——《恶汉甜梦》,干脆直接;至于台湾的译名《懒夫睡汉》,就要让人怀疑译者是懒夫还是睡汉了,译不出原著那种洞彻人事之后寓沉痛于冷峻之中的讽世意味来——很可能压根儿就没有理解。

人越邪恶睡得越安稳,思谋的害人之计越周密,害的人越多、自己越不会被别人害,才会睡得越香,这就是善于在名利场中生存者的处世之道。也正应了北岛在那句名诗中总结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个健全的社会,当然不会允许恶人总是横行,守正不挠者总是失败、受挫、负屈,坏蛋睡得香——居然睡在代表、委员的光环下,居然睡在书记、某长的卧榻上,理论上本当是不允许的。不过一个社会如能按理论上的理想原则运行,它好像也不应称为社会了,称做仙境还差不多,总之是和桃花源、乌有乡、乌托邦、太阳城差不多类型的地方。

生活在一个不健全、不理想的社会里,难免会使血气犹存的人时时感到愤懑。《坏蛋睡得最香》里的三船敏郎就是一个血气犹存的人,虽然这种血气深藏在他冷静、明晰、深谋远虑的头脑和矫捷精确的身手下。由于他的父亲被不法房产商森雅之欺骗,破产自杀,他怀着复仇的欲望处心积虑与森雅之接近,成了他的秘书,进而成了他的女婿。在如今“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与凸显期”的中国,这极像是一则社会新闻头条的素材,好戏层层上演,高潮处多半是身负杀父之仇的好汉举着炸药包或大砍刀、硝镪水上去,与黑心开发商同归于尽。三船敏郎在报界、财界与政界三方共生又相互制衡的日本社会里,选择的是一条与他的冷静极其相符的复仇之路:把森雅之官商勾结盗空国民口袋的罪证,公开到媒体上去。

正当他的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即将复仇成功之际,他却在关键点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对自己真爱的妻子说出了自己藏身的地点,而真爱他也真爱父亲的女人则向父亲说出了他的地址。于是,杀手现身,黑暗降临,一切结束,阴谋家继续歌舞升平,昧心财照发不误。

别愧对良心,与坏人比拼厚黑程度

需要责怪的决不是三船敏郎的妻子,而是商人的厚黑有术,达到了把一切心头之患害死、哪怕心爱的人痛哭终身也能心安理得地好梦长眠的境界。我们能分明地看出,黑泽明对这人性与社会的阴暗一面有着一腔热血的愤慨,也能看出他对于三船敏郎所扮演的角色有着一如既往倾注于强者的激赏和同情,他想必觉得,一个有着明确爱憎和是非判断的人,在自主的意志下孤身去向占有优势社会资源的强大势力集团做明知无望的挑战,就算失败得粉身碎骨,也比那些不敢主张自己意志,甚至完全没有自己意志的庸常之辈高明太多,这样的人就像正气的武士那样侠骨留香,值得立传称颂。

可是我得提醒黑泽明和三船敏郎的影迷不要为导演手法和演技的光辉所眩,以致放弃从行事者自身的角度来察看这场复仇的悲剧。我绝对相信剧中的三船敏郎是为了一个正义的目的,我也确认他实现目的的基本程序无可厚非:先打入敌人内部,取得敌人为法作恶的证据,再通过媒体加以揭露,让罪恶的首脑自行崩溃,或是受到国家法律的惩罚,用某种方式来为自己赎罪。可是为什么这样文明理性的复仇方式竟会失败了呢?是不是

仅仅因为“好人太正直,坏人太邪恶;好人尚有情,坏人已绝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电影中没有替三船敏郎回答,如何解决这三重困境:父亲的儿子与杀父仇人的女婿两个角色之间的冲突,对仇人的恨与对恩主和岳父的感念之情之间的冲突,对妻子的爱与埋没妻子于谎言之中的矛盾感情,对于一个自己给自己规定了任务的人来说,必须对自己要做的事有明确彻底的认识和一股纯粹的坚持,深信自己所站的道义高度,才能痛快无挂碍的行事,像三船敏郎那样缠着一身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丝,下手之前还要想着会不会伤到自己的良心、伤到跟妻子的感情,又怎么可能痛快地给仇敌做个了断呢?

这样说并不是嫌剧中三船敏郎厚黑程度不够,应向老丈人看齐;而是想指出,当你做一件事有些怀疑会伤害良心的时候,压根儿就不要去做。那么,世界上的公法难以伸张公义,你是否还需要用私人复仇的方式,用某种私法去明伸公义,暗舒怨气呢?一个不健全的社会才需要私人去伸张公义(这公义永远掩不了私人执法者挟带的一份私货,同时这份狭隘性也一样不能掩盖它的公义性),健全的社会自有适当的机制去伸张公义、维持均衡,而不需要任何人以私人面目施行。

中国当前的社会跟日本作家三几十年前所描述的“金环蚀”现象的确十分相似:这太阳看起来光芒耀眼,实则它的内部早已被黑色的成分所侵蚀净尽,成为一个镶着金边的大黑潭。在这个社会遇到法律不张、正义难伸的事,是否用得着像徐佳、三船敏郎一样举着大刀,或策划条好计,用脚踩法律和道德红线的方式为自己伸张正义出口气呢?别忘了我们这个社会虽然与60年代的日本相比要差一点,但也不是完全没理可讲的野蛮之域,媒体就算被老爷们牵着链子撒着饼干养得挺乖,揭露黑商黑官的平台也依然存在,君不见黑砖窑、黑煤窑的接连倒掉,楼歪歪、楼脆脆背后的奸商在媒体的连续掌掴下再也撑不下去,“此处无豆腐渣三百两”的歪理再也念不响亮?跟三船敏郎采取同一复仇手法的渠道既然存在,要复仇至少不应该比他做得更难看。

与其做绝对的毁灭者,不如做建设性的破坏者

第一个拒吃果子狸的人仅仅是想救自己,后来去砸果子狸的摊档只是为出一口被“肥点”堵在家里的闷气,但是他持久地有意识地做下去,不知不觉变成了解放野生动物,促进生态平衡;再进而成了解放人类自己,摆脱肥点型疾疫的致命攻击。如果能用更有建设性的行为来改变社会,改变包括少数仇恨对象在内的更广大人群,使社会变成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受惩处的人不是在彻悟中实现救赎,就是受到公平机制的应有处罚,让人们都能在一个文明理性的环境中过得更开心,又何必举起炸药包,用破坏的方式去碰个粉身碎骨?

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里,建设性的言论、做法、人物,总是比破坏性的、横眉立目誓言要横扫一切砸烂一切斗争到底争个你死我活的人要受欢迎,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说是人性的软弱也好,说是强者的优越也好,人们总是乐见他人于顺从之下的不同,如循序性的建设而不是一次性的毁灭。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三船敏郎如果不是在岳父在位时就下手,而是等他退位后自己彻底掌权后再全盘清算岳父的恶行,既把他光明正大地推上法律与道德的审判台,又显示自己与旧意识、旧传统的彻底决绝,是不是更接近自己的初衷,也更能给社会一种良好的示范呢?但如果我们这样去看三船敏郎,就像京南某宾馆那位看押非正常访人员的黑大汉对蒋姓某律师的狮子吼:“看什么?!看不惯你考公务员去,当上了大官改变这个现状!”真乃入世真言哪!都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好多不知羞耻的人也拿这句话来给自己撑门面——明明当公务员是奔着分羹去的,面对的明明是盛宴和乐园,你却说是下地狱,唬谁呢你!让青年去做权势体系内的建设者,不是驱赶他们挤上宴席去分羹吗?谁又能保证面对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他们不会失去本心,不会忘记自己的父仇或是举世同命者的悲愁怒恨,一定会去做一个尚未出现的清明之世的建设者,而不会做一个现有浊世的同流者?

那么一个人应当如何做一个建设性的破坏者,破坏掉那些腐朽的宴席,建设一个清明的、纯净的、所有平民可以平等共享的欢乐之宴?如何不让自己心中的理想腐蚀褪落,成为一个被欲望所左右的,被自己原本痛恨的集团所利用的禄蠹?我想殷海光这句话可作为一个提醒,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总是管用的:

“任何有关人的好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油民住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

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像三船敏郎那样摘下面罩来,摸摸自己胸口,良心还在不在,理想还在不在,如果感到了自己的行为已不受伦理的制约,最好把自己怀有目的性的行动立刻终止,以免走向它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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