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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地重游 Brideshead Revisited 《故园风雨后》

电影中文名

故园风雨后

2009-04-07 15:04

rosea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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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

 

地重游 Brideshead Revisited

 

 

 由于两位男主角(Anthony Andrews & Jeremy Irons)的缘故,对这部1981年拍摄的电视剧神往已久。可惜驴子实在跑的太慢,恐怕等到新版同名电影上映之时,我还在苦苦下载之中。于是先去搜了很多背景资料,找到一些让我更加神往的照片……以及,原著小说。

 

 

  Anthony Andrews拍摄此片时正当走红,Jeremy Irons则是初出茅庐。制片人Derek Granger 原本选中Anthony来饰演Charles一角,但他认定自己更适合演Sebastian,而Sebastian本来是由Jeremy来演,他本人却更感兴趣Charles,两人因此互换了角色。

 

 

 

 

 “他是迷人的,带着女性美,这是一种极端年轻的美,高唱着情歌,遇到头一阵寒风就凋谢了。”查尔斯初见塞巴斯蒂安之时,这样形容他。

 

 

       I'd like to bury something precious in every place that I've been happy, so that when I am old, ugly and miserable, I could come back and dig it up and remember.

 

 

"Sebastian is the bit of skeleton in everyone's closet." 

- Anthony Andrews

 

 

中间这位是Laurence Olivier,饰演Lord Marchmain

 

   2008年新版电影的男主角,是曾在《总统千金欧游记》《赛末点》《四角关系》中出演配角的Matthew Goode(这位帅哥终于演主角了~演深沉点的Charles),以及在《香水》中有过出色表现的Ben Whishaw(演技在年轻演员中算是了得,可惜外形上不属于我欣赏的类型~演Sebastian),虽然都没看过,但是个人感觉这个电影是绝对不会超越电视版face嘿嘿~

 

 

视频被和谐了,就不提供地址了


附目录及首章 


 

作者介绍(英):

http://www.kirjasto.sci.fi/ewaugh.htm

英文版在线:

http://www.scribd.com/doc/2460311/Evelyn-Waugh-Brideshead-Revisited

中文版在线:

http://www.scribd.com/doc/2460651/Brideshead-Revisited-

 


作者:伊夫林·沃(Evelyn Waugh)

译者:赵隆勷

 
序幕 旧地重游


第一部 我也曾有过田园牧歌的生活

第一章 我遇见塞巴斯蒂安·弗莱特——还遇见安东尼·布兰奇——初访布赖兹赫德
第二章 我的堂兄贾斯珀的谆谆告诫——警告提防诱惑——牛津星期日的早晨
第三章 我的父亲在家里——朱莉娅·弗莱特小姐
第四章 塞巴斯蒂安在家里——马奇梅因勋爵在国外
第五章 牛津的秋天——和雷克斯·莫特拉姆共进午餐——和博伊·马尔卡斯特共进晚餐——桑格拉斯先生——马奇梅因夫人在家里——不合世俗的塞巴斯蒂安

第二部 旧地荒芜

第一章 桑格拉斯被揭露——告别布赖兹赫德——雷克斯被揭露
第二章 朱莉娅和雷克斯
第三章    马尔卡斯特和我保卫祖国——塞巴斯蒂安在国外——我告别马奇梅因公馆

第三部 拉动命运之线

第一章 暴风雨中两孤儿
第二章 预展——雷克斯·莫特拉姆在家中
第三章 在喷泉边
第四章 不合世俗的塞巴斯蒂安
第五章 马奇梅因勋爵在家里——死在中国式的客厅里——最后的分晓

尾声 旧地重游

 


第一部  我也曾有过田园牧歌的生活




第一章


“我到过这儿,”我说。我以前到过那儿;二十多年前,在六月一个晴朗无云的日子里我第一次和塞巴斯蒂安一道去那儿,那时沟里长满淡黄色的绒线菊,空气里充满了夏天的芳香,那是特别晴朗的一天;虽然我常常去那儿,每次的心情都不一样,但是,在我这最后一次旧地重游时,心里回想起的却是我第一次的访问。

那一天,我也是漫无目的地来到这里的。那时在划船比赛周。牛津——像莱恩尼斯那块地方一样现在已经沉没,被人遗忘、不能复原了;海水很快把它淹没了——牛津,那时还是一座精雕细刻的城市。在她空阔、安静的街上,人们像在纽曼时代那样走路和说话;她秋天的雾,灰色的春天,她那难得的夏天的光辉——像那天那样——这时栗树开花,钟声清晰地高高飘过山墙和圆屋顶,散发出几个世纪的青春的柔和气息。是这种寂静使我们朗朗的笑声发出回响,使回声静静地、欢乐地在喧闹声中飘扬。在划船比赛周,一群妇女闹哄哄地来到这里,人数多达几百,她们嘁嘁喳喳,花枝招展地走在卵石路上,登上许多级台阶,游览观光,寻欢作乐,喝一杯杯红葡萄酒,吃面包夹腌黄瓜;撑着方头平底船在河上到处转,成堆地拥上大学游艇;她们出现在牛津泰晤士河上和大学生俱乐部里,爆发出一阵阵十分滑稽,叫人难受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式的逗笑的对话,她们在大学教室里的合唱特别引人注意。闯进来的这批人的喧闹声响遍了每个角落,在我们学院里,这闹声不是一般的喧闹,而是引起最粗俗骚乱的源泉。我们当时正在开舞会。在我居住的四方院子的前排楼房下已经铺起地板,支起帐篷,在门房周围摆满了棕榈和杜鹃花;最糟的是,那个住在我上面的胆小如鼠的管理自然科学学生的学监,把住房借给了外来人作女衣帽间,一张印好、宣布这桩侮辱性行为的招贴就挂在离我的橡木大门不到六英寸的地方。

对这件事情反应最强烈的是我的校工。

“凡是没有女朋友的先生们,请最近几天尽可能在外面用餐,”他沮丧地宣布。“您在学校吃午饭吗?”

“不在,伦特。”

“据说,为的是给下人们一个跳舞的机会。多么难得的机会!我得给女衣帽间买一个针插儿。他们跳舞干什么?我看毫无道理。以前在划船周从来没有跳过舞。庆祝舞会,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假期中,不是在划船周举行的,仿佛喝茶还不够、泰晤士河还不够宽敞似的。先生,若是你问我原因的话,这全是因为战争。要不是战争,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是在一九二三年,对伦特说来,就像对成千上万其他的人一样,世道再也不会和一九一四年一个样儿。“现在,晚上喝点酒,”他接下去说,照他的老习惯,半个身子在门里,半个身子在门外,“或者请一两位先生来吃午饭,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要跳舞。跳舞都是打仗回来的人带来的。他们年龄大了,他们没有学问,有不愿学习。真是这样,甚至有些人去城里共济会那儿同市民跳舞——学监会抓住他们的,你知道……哦,塞巴斯蒂安少爷来了,我不能站着闲聊,还得去买针插儿。”

塞巴斯蒂安进来——他穿条浅灰色法兰绒裤子,白绸上衣,打了一条时髦领带,上面印着邮票图案,恰巧像我那条。“查尔斯,你们学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来了马戏团吗?除了大象,我什么都看到了。我得说整个牛津一下子变得非常特别了。昨天晚上,女人的数目猛增起来。你得马上走,避开危险。我弄到了一辆摩托车,一筐草莓和一瓶法国佩拉基别墅的葡萄酒——这是你没有喝过的酒,别装蒜了。这种酒就草莓可美极了。”

“咱们上哪儿去?”

“去看一个朋友。”

“谁?”

“一个名叫霍金斯的。身上带点钱,万一看到什么东西好买。这辆摩托是一个名叫哈德尔斯卡的财产。如果我摔死了,替我把破车还给他;我摩托开得不太好。”

在大门外,在过去做过传达室的冬季花园外面,停了一辆敞篷双座摩托车。塞巴斯蒂安的玩具熊放在车辆上。我们把玩具熊放在我们两人中间——“当心别让他生病”——然后开车走了。圣玛丽教堂的大钟敲了九点;我们险些撞上一个牧师,那人戴着黑草帽,留着白胡须,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沿着逆行线自由自在前进。摩托车横过卡尔法克斯,开过车站,不久就到了波特莱路的田野上。在那时侯,很容易到达田野。

“天不是还早吗?”塞巴斯蒂安说,“女人们还在干她们下楼以前独自干的事情。懒散的习惯毁了她们。我们走了。上帝保佑车主人哈德卡斯尔。”

“哈德卡斯尔究竟是谁?”

“他本来打算和我们一道来。也是懒散的习惯毁了他。嗯,我跟他说过十点见。他在我们学院是个很阴郁的人。他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生活。至少,我认为他是这样。他不能够白天黑夜总是哈德卡斯尔,他能这样吗?——否则他就会腻味死了。他说他认识我父亲,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谁也不认识我爸爸。社会上人人都避开他。你没有听说过吗?”

“可惜咱们俩都不会唱歌。”我说。

在斯温敦我们离开大路,太阳高高升起时,我们已经到达不用灰泥砌的石墙和细方石砌的房屋中间了。大约十一点钟,塞巴斯蒂安没打招呼就把车开到一条大车道上停了下来。这时天气已经热得使我们得找个阴凉地方休息。我们在榆树下草尖被羊啃掉的小丘上吃草莓、喝酒——像塞巴斯蒂安许诺的那样,这两种东西一块吃味道很美——我们点上了土耳其大雪茄,仰卧在草地上,塞巴斯蒂安望着他上面的树叶,我望着他的侧影,灰蓝色的烟没有一丝风干扰,一直飘到深绿色树叶的阴影里,烟草的甜香和周围夏天的甜香混合在一起,再加上芬芳的金色葡萄酒,仿佛把我们托举起来,离草地一指高,使我们悬在空中。

“这正是埋一罐金子的好地方,”塞巴斯蒂安说,“我想在我幸福生活过的每一处地方埋一件宝贵的东西,等到我变得又老又丑和不幸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去把它挖出来,回忆往事。”

这是我进牛津后的第三个学期,但是,我把我和塞巴斯蒂安的结识看成我的牛津生活的开始,我是在上个学期中偶然遇到他的。我们不在同一个学院,来自不同的中学,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天晚上他在我的学院喝醉了,而我住的又是四方院子前排底层的房间,我很可能上三四年大学也遇不到他。

我的堂兄贾斯珀警告过我住底层的房间是危险的。我刚到学校,只有他认为我是适合他细心指导的对象。我的父亲没有给我任何指导。当时,像往常一样,我父亲避免和我谈任何严肃的问题。直到上学前差不多两周时,他才提起学校这个题目,他迟迟疑疑、躲躲闪闪地说:“我正谈到你呢。我在科学俱乐部遇到你将来的院长。我想谈谈伊特拉斯坎人对永生问题的看法;他要谈给工人阶级增设讲座的问题;所以,我们互相让步,就谈起你来了。我问他将来给你多少补助。他说:‘三百镑一年;决不会再多给。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数目。’我认为这是个可怜的数目。我上学时得的津贴比大多数人都多。我回想起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想方设法多几百镑数目的差别都没有一个人的重要性和名声影响那么大。我考虑给你六百镑,”我父亲一边说,一边抽抽鼻子,每逢他感到有趣时就抽一下鼻子,“可是我想,假如院长听到了这事,他可能认为我存心对他不客气,所以,我还是给你五百五十镑。”

我谢了他。

“嗯,这是我娇惯你,但是,你知道,这全都是由存款里提出的……我想,到了我该忠告你的时候了。我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人家的指教,除了咱们的远房亲戚艾尔弗雷德特地骑着马到鲍通来指教我。你知道他忠告的内容吗?‘内德,’他说,‘有一件事我一定要求你做到。在校期间,每逢星期天都要戴礼帽,判断一个人,不靠别的,就靠他的礼帽。’你知道吗?”我的父亲一边接下去说,一边深深地抽一下鼻子,“我总是戴着礼帽的。有些人戴,有些人不戴。我从没有看到这两种人有什么不同,也没有听见有人议论过这一点。但我总是戴着礼帽。这样做,不过是表明,凡是切合时宜的、非常有见识的忠告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希望我能给你提出些忠告,可是我没有。”

我的堂兄贾斯珀弥补了这种损失。他是我伯父的大儿子,我父亲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家长”。他读到四年级,估计这个学期结束以前就会获得穿上牛津大学划船队员蓝色衣着的荣誉;他是坎宁俱乐部的秘书和大学三年级公共休息室的总管;他是那个学院相当重要的人物。我上大学的第一周,他就来正式拜访我,留下来喝茶;他吃了很难消化的一顿:蜂蜜小圆面包,油浸鳀鱼烤面包片,富勒氏胡桃蛋糕,然后他点上烟斗,躺在柳条椅子上,定下我应当遵守的行动准则;他谈到很多题目,甚至今天我还能逐字逐句地背下他所说的许多话:“……你是学历史的吗?一门相当不错的学科。最坏的是‘英国文学’这一科。其次要数‘现代伟人传’。你或是争取第一名或是第四名。任何中间的名次都没有价值。为了获得一个名次好的第二名,你花在上面的时间等于白白丢掉了。你得去听最好的讲演——比如说,听阿克赖特论述德摩斯梯尼讲演——不管这些讲演是不是你的学院主办的——衣服嘛,就像你在乡间那样的穿着。千万不要穿花呢上衣配法兰绒裤——永远要穿成套的衣服。到伦敦裁缝店去做,那里剪裁好,赊欠的期限也长……俱乐部吗,现在参加卡尔顿俱乐部,二年级一开始,就参加格里德俱乐部。如果你要参加大学生俱乐部的竞选——这也不是件坏事情——首先在坎宁或查塔姆俱乐部把你的名声扬出去,然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不要去野猎山酒店……”对面山墙的上空映出霞光,然后就昏黑了;我往火炉里添一些煤,开了灯,看到他那条伦敦做的肥肥大大的运动裤和利安德牌领带很有气派。“不要像对待中学教师那样对待大学教师,应当像在家里对待教区牧师那样对待他们……你会发现,到二年级时你得花上半年时间去甩掉你在一年级结识的那些不中意的朋友……当心英国天主教徒——他们都是些口音很难听、搞鸡奸的人。事实上,你得机灵地避开一切宗教团体,它们只会招来祸害……”

他临走时说:“最后一点。调换一下房间。”我住的房间很宽敞,有向里凹陷的窗户,油漆过的十八世纪的镶花地板;我真走运,作为大一的学生就搞到这种房间。“我见过许多人,由于住在四方院子前排底层而毁掉了。”我堂兄严肃认真地说,“人们开始顺道进来。他们把外衣丢在你的房里,然后在吃饭前来取;你开始给他们喝雪利酒,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就给学院一切不良分子开了一个免费酒吧。”

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意识地听从了他的忠告。我当然没有换房间;这房间窗下种了紫罗兰,在夏天的夜晚,我的房间充满了花香。

一个人回忆往事时,容易把伪造的早熟现象或装出来的天真神气赋予他的青春时代,就仿佛改变画在门边记录身高的日期一样。我很愿意想象——我有时的确那样想象——自己用莫里斯的作品和阿伦德尔的画片装饰这间房子,想象自己的书架上摆满十七世纪对开本的大书和用俄罗斯皮革和波纹绸做书皮的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小说。但是这并不是事实。在我住进去的第一天下午,我就骄傲地把一副凡·高的《向日葵》复制品挂在壁炉上面,竖起一扇屏风,上面画着罗杰·弗赖画的普罗旺斯风景画,这扇屏风我是在欧米加工艺厂为还债而举行拍卖时廉价买来的。我还贴起了一张从诗歌书店弄来的麦克奈特·考弗和赖姆·希茨画的招贴画,而且,回忆起来最令我伤心的是,摆在壁炉架上两支细长黑蜡烛之间的一个波莉·皮奇恩的瓷像。我的书数量少而且很平常——罗杰·弗赖的《梦幻与设计》、美第奇出版社出版的《一个施拉普郡的少年》、《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几本《乔治王朝诗选》、《罪恶的街》和《南风》——我早年的朋友在这个背景里显得很合适;这些朋友是科林斯,一个温彻斯特学院的成员,他是未来牛津大学的教师,一个学识广博、孩子脾气的人;还有一小群大学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浮夸的“唯美主义”和在伊弗莱路和惠灵顿广场的公寓里拼命收集事实的无产阶级学者两方之间保持着一种中间路线的文化。在我第一学期,我发现自己被这种知识界接纳了;他们给我提供了我在中学六年级所喜欢的朋友,而中学六年级又培养了我的这种性格。即使在我初进牛津的时候,牛津生活的全部内容有自己的房子和支票簿,虽然它是使我兴奋的源泉,但是我还是感到这并不是牛津非得提供给我的一切。

和塞巴斯蒂安一接近,这些灰色人物似乎静静地在背景里消失了,并变得无影无踪,他们像高原上的羊群没入雾霭笼罩的灌木丛中。科林斯曾经向我揭示过现代美学的谬误:“有意义的形式存在与否的全部论据决定于体积,如果你允许塞尚在他的两度空间的画布上表现出第三度空间,那么你就必须允许兰西尔在长耳狗的眼光里表现它的忠诚……”直到塞巴斯蒂安懒洋洋地翻着克莱夫·贝尔的《艺术》才念道:“‘谁对一只蝴蝶或一朵花的感情会像对一个大教堂或一幅画一样呢?’是的,我就感到,”直到他念到这地方,我才睁开了眼。

在我遇见塞巴斯蒂安之前,我就认得他的模样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由于他的引人注目的漂亮,怪僻的行为,在进校的第一周,他就是这一年新生中最惹人注目的人物了。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杰默理发店里,那一次令我吃惊的不是因为他的外貌,而是因为他带了一只大的玩具熊。

“那位是,”理发师在我坐到椅子上时说,“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少爷。一位非常有趣的青年绅士。”

“显然是的。”我冷冷地说。

“马奇梅因侯爵的二少爷。他的哥哥布赖兹赫德伯爵上学期离校了。那位可是大不一样,是一位安静的绅士,很像个老头儿。你猜塞巴斯蒂安来干什么?来给他的玩具熊要一把发刷,鬃毛要很硬的,不是用来梳熊毛,而是在他生气时用发刷打熊的屁股以吓唬它。塞巴斯蒂安买的是一只很漂亮的玩具熊,熊背是象牙做的,他让人在它的背上刻上‘阿洛伊修斯’的字样——这是熊的名字。”一个人在他那个年龄,可能已经厌倦了大学生的幻想,但是他显然给这头熊迷住了。可是,我对塞巴斯蒂安一直抱着吹毛求疵的态度,以后还见过他几次,一次他坐在双轮轻便马车上,一次他戴着假胡子在乔治餐厅用餐,虽然科林斯还在读弗洛伊德,能用许多专门名词解释一切,但是我对塞巴斯蒂安的印象仍然没有变好。

终于,我们见面了。这一次情况也是不吉利的。那是三月初一个晚上快到午夜时分,我正在请大学一些知识界朋友喝香甜的热葡萄酒;炉火熊熊,房间里充满烟味和香味,由于净谈抽象理论,我心里感到非常厌倦。我打开窗户,外面院子传来不平常的醉汉的笑声和不稳的脚步声。一个声音说:“停下”;另一个声音说:“来吧”;又一个说:“有的是时间……房屋……等到汤姆打完了电话再说”;另一个比其他的更清亮的声音说:“你知道,我感到非常难受。我得出去一会儿。”然后,一个面孔出现在我的窗口,我认出来这是塞巴斯蒂安,但是,那面容不像我以前看到的那样活泼和喜气洋洋;他用茫然的眼睛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弯着腰走进屋里,他病了。

宴会这样结束是件普通的事;事实上,遇到这种宴会,总要给校工一笔小费;我们大家都反复摸索着调制混合葡萄酒。塞巴斯蒂安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选择了一扇开着的窗户,这样做带有一种疯狂和可爱的有条不紊的风度。但是,这毕竟是个不吉利的见面。

塞巴斯蒂安的朋友们把他背到大门口,几分钟后,他的东道主回来道歉,那是一个和我同年龄的、和蔼的、伊顿公学来的学生。他自己也喝醉了,他反复地解释,临到末了,眼泪汪汪的。“酒跟酒太不一样了,”他说,“问题不在数量上,也不在质量上。问题在于混合。理解这一点,你们就了解事情的真相了。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

“是的,”我说。可是第二天早晨受到伦特的责备时我就感到牢骚满腹了。


“你们五个人喝两大壶热葡萄酒,”伦特说,“这事非得发生不可。连窗口都去不了啦。那些喝不了的人就不要喝吧。”

“那不是我们请的客人。那个人是别的学院的。”

“不管是谁,收拾起来就够叫人恶心的了。”

“碗柜上有五先令。”

“我瞧见了。谢谢您。随便哪个早晨,我宁可不要这份钱,也不要收拾这些脏东西。”

我取了大衣走出去,让校工在那里收拾。那时侯,我还常常到教室去听讲,十一点后我才回到学院。我发现我房间里满是鲜花,那些花看起来实在够市场上一个花摊卖一整天的,凡是可以利用的瓶子都插上了花,我房间的每个地方都放上了花,我还看到伦特正在把最后的一些鲜花用牛皮纸包好,打算偷偷拿回家去。

“伦特,这么些花是哪儿来的?”

“先生,昨儿晚上来的那位先生放的,他给你留了个条子。”

下面的话是用彩色铅笔写在我的一大张我喜爱的上等图画纸上的:“我很后悔。阿洛伊修斯要到看见我被你饶恕了才会理我。因此,今天请你吃午饭。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后来我回忆起,他毫无根据地认为我知道他住的地方,这是他的特点,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

“一位很有趣的先生,我相信,给他打扫是件十分快乐的事。先生,我想你要出去吃午饭吧。我这样告诉了科林斯先生和帕特里奇先生——他们本来要和你在食堂里吃饭的。”

“对的,伦特,我出去吃午餐。”

这次午餐——事实证明是个午餐会——是我生活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我去那里,心里却没有把握能否找到他的住处,因为那是个陌生的地方。我耳边响起一种微弱的、一本正经的、像科林斯的调子那样的声音,警告我最好不要去。可是那些日子我在寻求感情的安慰,我还是充满好奇心和怀着一种轻微的、不想承认的忧虑去了,感到终于会找到那扇矮门的,我知道在我以前别人已经找到了。这扇门通向一座用墙围起的、迷人的花园,这个花园位于这个阴沉的城市的中心,由哪扇窗子都望不见。

塞巴斯蒂安住在“基督教堂”,高踞在“草地大楼”中间。我到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他从放在桌子中间的长了青苔的大鸟巢中取出一个鸟蛋,正在剥皮。

“我刚刚数了一下,”他说,“每人五个蛋,还多两个,因此我正在吃多出的两个。今天我饿极了。昨晚我拼命喝着两种名牌酒,酩酊大醉,醉得使我觉得昨晚的一切仿佛是个梦。请别弄醒我。”

他是迷人的,带着女性美,这是一种极端年轻的美,高唱着情歌,遇到头一阵寒风就凋谢了。

他的房间塞满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架装在中世纪式样盒子里的小风琴,一个像大象脚的废纸篓,一堆蜡制水果,两只大得和房间不相称的塞夫勒产的细瓷花瓶,几幅镶在框子里的杜米埃的画——由于朴素的大学家具和一张大餐桌,使这一切愈发显得不调和。他的壁炉架上摆满了伦敦女主人送来的请贴。

“霍布森这恶棍把阿洛伊修斯安置到隔壁房间去了。”他说,“也许这样也好,因为这里没有鸟蛋给他吃了。你知道吗,霍布森讨厌阿洛伊修斯。我希望我也有一个像你的校工那样的用人。今儿早晨他对我很和蔼,换了别人,可能对我很严厉。”

宴会的客人来齐了。其中有三位伊顿公学来的一年级学生,他们是温和、高雅、落落寡合的年青人,昨天晚上他们一道在伦敦参加了一个舞会,可是他们说起这件事来,仿佛是参加了一个对死者毫无感情的近亲的葬礼。每个人一进来就奔向鸟蛋,然后看看塞巴斯蒂安,又看看我,表现出客客气气的淡漠神气,仿佛说,“我们做梦也不敢冒昧地提醒你们,我们是初次见面。”

“今年头一次吃鸟蛋,”他们说。“你是打哪儿搞来的?”

“妈妈从布赖兹赫德庄园给我送来的。鸟儿总是早早地给她下蛋。”

吃完了鸟蛋,接着吃纽堡龙虾的时候,最后一个客人到了。

“亲爱的,”他说,“我一直走不开。我正在和我的古——古——古怪的导师共进午餐。我走的时候,他奇怪我为什么要离开他。我告诉他,我得回去换衣服踢——踢——踢足球。”

来人瘦高个儿,皮肤微黑,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我们这些人穿着粗花呢衣服和乡下人穿的结实皮鞋,而他穿了一套黑褐色带过分花哨的白条纹的衣服,一双小山羊皮鞋,打一个蝴蝶领结,一进房门就脱下黄软皮手套。他有点像法国人,又有点像美国佬,也许,还有点儿犹太人的味儿;完全是异国情调。

这人不用我说,是安东尼·布兰奇,一个“杰出的唯美主义者”,这个恶毒的绰号从切尔韦尔河畔一直叫到萨莫维尔城。当他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时,人们曾多次指给我看。在乔治教堂,我听到他旁若无人地大声嚷嚷向陈规旧习挑战,这会儿遇见他,受到塞巴斯蒂安的强烈影响,我发现自己也非常喜欢安东尼·布兰奇了。

吃完午饭,布兰奇拿了个意外出现在塞巴斯蒂安房间的古董中间的喇叭筒,站在阳台上,用喇叭筒冲着那群正要去泰晤士河边的、穿着厚运动衫、闷声不响的人,用疲惫的声音朗诵了《荒原》中的几段。

“我,帖瑞西斯,早就受尽了苦难,”他站在威尼斯式拱门那儿向那些人哭泣道:

“我在这张沙——沙发或床上扮演过,

我曾在底比斯城墙下坐过,

又曾在最卑——卑贱的死人中走过……”

然后,他轻捷地走进房里,“我把他们吓得够戗!对我说来,所有的划——划船手都是讨人喜欢的宝贝。”

我们坐下来喝橘味白酒,这时伊顿公学来的最温和、最落落寡合的客人奏起风琴给自己伴唱:“他们把她的阵亡战士带回家。”

四点我们才散。

安东尼·布兰奇头一个走。他轮流向我们每个人客气地告别。他对塞巴斯蒂安说:“亲爱的,我想在你身上插满有倒刺的箭,像插在个针——针——针插上一样。”又对我说,“我认为塞巴斯蒂安发现了你是件十分聪明的事。你藏在哪儿呢?我要钻进你的地洞里去,像赶鼬鼠一般把你赶——赶——赶出来。”

布兰奇走后,其他的人不久都走了。我站起来要和他们一块走,但是塞巴斯蒂安说:“还有点橘子酒呢。”因此,我就留下来,一会儿他说,“我得去植物园。”

“为什么?”

“去观赏那里的长春藤。”

听起来是个很好的理由,于是我同他一块儿去了。我们在默顿学院墙下走动时,他挽着我的胳臂。

“我从来没有去过植物园。”我说。

“哦,查尔斯,有多少东西你应该学习呵!那儿有一个美丽的拱门,有很多我没见过的品种繁多的长春藤。如果没有植物园,我真不知道我会去哪儿。”

最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那几个房间还是我那天早晨离开时的样子时,我感到一种沉闷的空气,这种感觉是从前从来没有的。出了什么毛病?除了金黄色的水仙花,似乎什么都不是真的。是那扇屏风吗?我把它翻转过来,让它面冲着墙。那样就好些了。

这就是那扇屏风的结局。伦特从来就不喜欢它,几天后,他把屏风搬到他贮藏东西的楼梯间里,那里放满了墩布和水桶。

那天是我和塞巴斯蒂安友谊的开始,于是就发生了这件事,六月的一个早晨,在高大的榆树阴下,我躺在他身旁,看着他嘴里吐出来的烟一直飘上枝叶间。


不久,我们开车前进,过了一点钟,我们饿了。我们在一家小旅馆前停下,那里本是个农场,我们吃鸡蛋、火腿、腌胡桃仁和干酪,在一间阴凉的客厅里喝啤酒,一架古老的挂钟在暗处滴滴答答地响,一只猫睡在空壁炉里。

我们继续开车前进,在下午较早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两扇熟铁大门,乡间草地上两所古典式林间小屋,一条小路,两边种着树,又是一扇扇大门,开阔的停车场,汽车道拐弯的地方,眼前突然出现一片新的、幽静的风景。我们来到一个山谷顶上,我们看到下面半英里远的地方,绿树丛中闪现出一所古老宅子的圆顶和圆柱。

“怎么样?”塞巴斯蒂安停下车来问。在圆屋顶那一边出现一条河水逐渐远去,变得模糊,一片坡度很小的山峦卫护着、掩映着它。

“怎么样?”

“一个多么好的住处啊!”我说。

“你得看一看房前的花园和喷泉。”他俯身向前开动了摩托车。“这是我家住的地方。”那时我沉浸在如醉如痴的幻想中,听到他用的字眼我感到一种不祥的寒战——他用的不是“这是我的家”,而用的是“这是我家住的地方”。

“别担心,”他接着说,“他们全都走了,你不必会见他们了。”

“但是我愿意碰到他们。”

“哦,你见不到了。他们在伦敦。”

我们绕过了屋前,开进了一个侧院。“一切都锁上了。我们最好这边走。”我们的车从仆人住处的过道开过去,那里像个地堡,石板铺路,石头作顶。“我要带你去见见霍金斯保姆。这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我们登上没有铺地毯的、擦干净的榆木楼梯,沿着中间铺了一条窄粗呢地毯的宽木板路,经过铺着油布的过道,走过有许多小楼梯和几排深红色和金黄色救火水桶的楼梯井口,走上最后一道楼梯,尽头是一扇门。房屋的圆顶是假的,设计得从下面看上去像法国香波尔村屋顶的钟形小阁。那个圆顶不过是外加的一层楼,隔成了许多房间。这里是育婴室。

塞巴斯蒂安的保姆坐在敞开的窗口,她前面展现出喷泉,湖泊,小庙,远处,在最后一个山峦上闪烁着一个方尖塔;她的双手摊开放在膝上,一串念珠松松地拿在手间;她睡熟了。她年轻时代长时间的工作,中年时的权威,晚年的悠闲和保障都在她那布满皱纹、安详的脸上打下了烙印。

“哎呀,”她醒来说,“这真是料不到。”

塞巴斯蒂安吻她。

“这位是谁?”她看着我说,“我想,我没见过他。”

塞巴斯蒂安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你来的正是时候。朱丽娅恰好在这里待一天。他们玩得多高兴啊。没有他们,这儿真够闷的,只有钱德勒太太、两个女孩和老伯特。以后,他们就都去度假了,八月份,锅炉工也要打发走了,你要去意大利看老爷和在那儿度假的朋友们,得到十月我们才会又安定下来。我还是认为朱丽娅一定要像别的年轻姑娘们一样享乐,虽然我一直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总是在夏天最好的时候把花园丢下去伦敦。星期四菲普斯神父来这里,我跟他说的也是这番话。”她添上这样一句话,仿佛这样她的意见就得到了神权的保证。

“你说朱丽娅在这里吗?”

“在这里,亲爱的,你刚才一定是没有看见她。都怪那些保守党的妇女。小姐得照应她们,可是她身体不好,朱丽娅在家待不久,她一讲完话,不等喝茶,马上就走。”

“我担心我们又要见不着她了。”

“亲爱的,别那样,她看见你会又惊又喜的,虽然我告诉过她,她应该喝了茶再来,那些保守党的妇女就是为了喝茶才来的。好吧,告诉我有什么消息?你在用功读书吗?”

“奶妈,恐怕不很用功。”

“啊,我猜你整天在打板球,像你哥哥那样。可是,他还有时间读书。自从过了圣诞节,他就没有回过家,但是,我想,他会回家看农业展览的。你看到报纸上那篇关于朱丽娅的文章吗?她带来给我看了。倒不是这篇文章把朱丽娅说得太好了,而是文章里的话很好听。‘马奇梅因夫人的漂亮女儿在社交旺季由她母亲带出来……不但穿着华丽,而且聪明机智……成了最受欢迎的初进社交界的姑娘。’对,这话并不过分,可是,她把头发剪了,真不应该;她有一头多么好看的头发,就像太太的一样。我对菲普斯神父说这是不自然的。他说:‘修女们都这样做。’我就接下去说:‘哎呀,神父,你当然不会使朱丽娅小姐变成修女吧?这个主意可不行!’”

塞巴斯蒂安和老太太谈下去。这是一间可爱的房间,为了适合圆屋顶的形状,房间造得很特别。墙上糊着带条纹和玫瑰花图案的壁纸。屋角有一个能前后摆动的木马,壁炉架上有一张圣心的石印油画;空壁炉被一束南美洲大草原上的绿蒲苇和宽叶香蒲遮住,衣柜擦得很干净,顶上摆着孩子们在不同时期回家来带给她的一堆小礼物:雕刻的贝壳和熔岩,印花皮革,彩色木制品,瓷器,地下挖掘出来的橡木,有波形花纹的银器,萤石,雪花石膏制品,珊瑚,许多假日的纪念品。

过了不久,保姆说:“亲爱的,摇铃吧,我们喝茶。我往常下楼去和钱德勒太太一道喝茶,可是今天我们让人把茶送到这里来。我平常用的那个女孩和别人去伦敦了。新的是刚从村子里来的。起先她什么也不懂,可是她很有进步。摇铃吧。”

但是塞巴斯蒂安说我们得走了。

“不见朱丽娅小姐吗?她听到一定会难受的。你回家来会叫她又惊又喜。”

“可怜的奶妈,”塞巴斯蒂安在我们离开育婴室的时候说,“她的生活太沉闷了。我很想把她带到牛津和我一道生活,不过我怕她总叫我去做礼拜。趁着我妹妹还没有回来我们得赶快走。”

“你为谁害臊,为我还是为她?”

“为我自己。”塞巴斯蒂安严肃地说,“我不愿意你和我的家人在一起。我们家里的人漂亮得叫人神魂颠倒,在我的一生中,我家的人把我的东西都拿走了。一旦他们的迷人力量抓住了你,他们就会把你变成他们的朋友,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好吧,”我说,“你的话叫我很满意。可是,难道你不允许我在这儿再多看几处地方吗?”

“都关闭了。我们是来看保姆的。在亚历山大皇后忌辰到处都开放,只要花一先令就可以参观。好,如果你要看,那时来看吧……”

他领我通过一扇挂着厚羊毛毡的门,走进一条黑暗的走廊;我模模糊糊地看见上面的镀金檐板和拱形灰泥;然后,打开一扇沉重但开关灵活的桃花心木门,他领我走进一个漆黑的大厅里。光线从百叶窗的缝隙射进来。塞巴斯蒂安打开一扇百叶窗,把窗扇折起来;一片柔和的、金黄色的午后阳光倾泻进来,照在光秃秃的地板上,照在大理石雕的一对大壁炉上,照在画着古典神衹和英雄像的拱形天花板上,照在镀金的镜子和人造大理石壁柱上,照在用布遮起来的一堆堆家具上。这一切都是匆匆一瞥,好像从公共汽车的顶层瞥见一个灯火通明的舞厅,一闪而过,塞巴斯蒂安匆匆关上了窗户。“瞧,”他说,“就像这个样子。”

自从我们在榆树下喝了葡萄酒,自从我们的摩托车在车道上拐了弯,他说了句“怎么样?”——从这以后,他的心情显然起了变化。

“你明白了,没有什么好看的。我倒希望有一天给你看一些好看的东西——不是现在。可是,有一个小礼拜堂,你得去看看。那是一个‘新艺术’的纪念物。”

到布赖兹赫德工作的最后一位建筑师增添了一个柱廊和几个楼阁式的厢房。其中一个是小礼拜堂。我们从一扇公共门廊走进小教堂(另一扇门直通正屋);塞巴斯蒂安把手指在圣水钵里蘸了一下,自己画个十字,然后跪下来;我也照他的样子做了。“你干吗这样做?”他不高兴地问。

“这不过是出于礼貌。”

“哦,你不必为了我这样做。你想观光,你看这儿怎么样?”

整个内部曾经被抢劫一空,现在又按照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工艺重新陈设和装饰起来。许多穿着印花布罩衣的天使,攀缘蔷薇,花朵盛开的草地,轻轻摇晃的灯,凯尔特字体写的经文,穿甲胄的圣者:这一切以一片清晰的、色彩鲜明的复杂图案布满在墙上。有一个浅灰色的三联橡木雕刻,很像是从一个粘土模子中刻印出来的。圣灯和一切金属器物都是青铜制品,这些物件的外面是用手工敲打出来的密密的细点;圣坛的台阶上铺着草绿色地毯,上面点缀着白色和金黄色的雏菊。

“哎呀,”我惊叫了一声。

“这是爸爸送给妈妈的结婚礼物。好,如果你看够了,咱们就走吧。”

在汽车道上我们碰到一辆由司机开的紧关着的汽车,后面坐着一个女孩子模样的人,回头从窗子望着我们。

“这是朱丽娅,”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走的正是时候。”

我们停下来和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说话——“这是仆人老伯特,”塞巴斯蒂安告诉我——接着我们又开车走了,经过熟铁大门、仆人住房,开到大路上,直奔牛津。

“很抱歉,”过了一会儿塞巴斯蒂安对我说,“恐怕今天下午我的脾气不太好。布赖兹赫德这个地方总使我心情不痛快。可是,我不得不带你去看看保姆。”

这是为什么?我感到很惊奇;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塞巴斯蒂安的生活总是按照那样的命令方式进行:“我必须买件宽大的红睡衣,”“我必须等到太阳照到窗户上才起床,”“今儿晚上,我绝对必须喝香槟酒!”——除了他认为“香槟酒对我有不好的效果”外,这句话他才不用命令式。

沉默了很久,他生气地说,“我并没有不断地打听你家庭的事。”

“我也不打听你的。”

“可是你看起来是要刨根问底。”

“嗯,你对家里的事太神秘了。”

“我希望我样样事情都很神秘。”

“也许我对人们的家庭存在着好奇心——你知道,这是我不懂得的事情。家里只有我和我父亲两个。一个姑妈照顾了我一个时期,可是我的父亲把她赶到国外去了。我母亲在大战中牺牲了。”

“哦……很不平常。”

“她跟红十字会到塞尔维亚去了。从此以后,我父亲的头脑就变得古怪了。他就一个人住在伦敦,没有朋友,净干收集古玩这种蠢事。”

塞巴斯蒂安说:“你不知道你省了多少事。我们家里人口多,可以查查《德布列特贵族年鉴》。”

塞巴斯蒂安现在心情变得轻松了。我们的车开得离布赖兹赫德愈远,他的不安也好像丢得愈远了——那是一种一直纠缠着他的隐秘的不安和烦恼。我们开着车,太阳已经落在身后了,这样一来,我们好像在追赶自己的影子似的。

“现在是五点半。我们还来得及到哈得斯托吃晚饭,在‘鳟鱼’酒店喝酒,把哈德卡斯尔的摩托车留下,沿着河边散步回去。这不太好了吗?”

这就是我头一次在布赖兹赫德短暂逗留的详情,那时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一个中年的步兵上尉会含着眼泪回忆起这块旧地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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