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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得水》: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变奏曲

电影中文名

驴得水

2017-02-23 12:18

 


刚刚过去的2016年,电影《驴得水》毫无悬念地被各路排行榜和影评人列入“年度国产电影十佳”的名单。投资1000万而票房收入1.72个亿,这样低成本、零大咖却高口碑、高回报率的电影在近几年的国产电影市场上几乎堪称奇迹。要知道《驴得水》的投资收益率高达476%,是去年中国最赚钱的影片,甩很多票房过10亿的国产大片好几条大街。虽然和开心麻花公司的上一部电影《夏洛特烦恼》令人惊叹的14亿票房相比,《驴得水》只得了个零头,但后者显然以美誉度取胜:在豆瓣上有80%的人给出四星和五星,而《夏》只有60%。

 

“开心麻花”出产喜剧,《驴得水》也不例外。但它有一个沉重的主题,用编导之一周申的话讲,是想“探讨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我们每个人的底线”。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讲一个缺水的地方,有个学校养了一头驴挑水,校长将这头驴虚报成了一位名叫“吕得水”的教师,用“吕老师”的工资来养驴;当上级领导来检查,要见这位吕老师的时候,大家只能编造各种借口搪塞。

 

已经不记得中国电影有多久没有探讨过“知识分子”的命运,甚至这四个字都逐渐从主流话语体系中退出。30多年来,国产电影中的“知识者”形象从《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牧马人》里的许灵均,到《甲方乙方》里的姚远、钱康,到《小武》、《站台》里的小武、崔明亮,再到《小时代》里拥有高学历的各种俊男美女,终于实现了与国家、社会使命的脱钩,完成了从甘于清贫、忘我奉献到追逐美(男)色、炫耀财富的转变。

 

但是,《驴得水》的故事被设置在抗战时期的民国。对中国文化人而言,那是仅次于百家争鸣的先秦之外,另一个值得艳羡的“黄金时代”(许鞍华导演就直接以这个为题拍了关于作家萧红的电影),尽管战乱频仍,可知识分子拥有的精神家园始终安如磐石。在《驴得水》当中,人们看到了他们的理想、追求、抗争,但同时也看到了虚伪、道貌岸然和软弱无能。

 

分析《驴得水》中的人物关系,我们几乎可以梳理出横亘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前的所有难题:社会责任、官僚体系、底层民众、女权运动,以及个人功利。与这些问题面对面,撞击出种种可笑的场景,折射出知识分子无奈又好笑的处境。


 

知识分子的梦想与弱点


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北宋大儒张载有名言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温家宝总理就曾用这四句话表明心迹)。这是文人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抱负与理想。在《驴得水》的年代,面对民族危亡,知识分子也渴望承担起时代的大任:有著书立说唤醒民众的,有来到农村从事乡村建设的,有兴办教育、创办企业的、还有投身革命的。文质书生虽不能上阵杀敌,但“科学兴国”、“教育兴国”、“实业兴国”、“文艺救亡”的各种口号和思潮亦成主流。《驴得水》的主角们,就是一群怀揣着“教育兴国”梦想的知识分子(至少表面上如此)。

 

不过,现实永远是骨感的,三民小学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就是需要驴去拉水,而没人承担养驴的费用。于是有了故事的发韧:瞒报工资。此时,教师们面临的是苏格拉底和尤希德谟斯曾经讨论过的命题:说谎算不算正义?但这个难题被孙校长一句“办大事要不拘小节”轻轻带过了。接下来就是女老师张一曼脚踩两只船,惹怒了男老师裴魁山。本来,文人就是多情,说好听叫“风流”,换个角度也可称之为“招蜂引蝶”。而裴魁山起初追求爱情(女人),一旦希望落空便堕入钱眼,满脑子唯利是图。这里面又引出另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在人格和名利之间要如何平衡?转变最剧烈的当属年轻教师周铁男,他曾经的勇气和胆量在军人的枪杆子面前灰飞烟灭,“秀才遇到兵”,哪怕是再大胆的秀才,这次也彻底输了。

 

由此,影片为观众展示了知识分子理想之路上遇到的各种阻力:统治者的强权、自身天性的软弱、对功名利禄的渴望、互相的倾轧和指责……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又说“学而优则仕”,但现实是太多的人“读书只为稻粱谋”以及“摧眉折腰事权贵”。

 

这是中国“士”的悲哀。纵观古今,大量的文人一面怀才不遇,渴望着“货与帝王家”,另一面又总是在帝王驾前以身殉道,不得善终。所谓的报国理想,常常就这样败给了现实。

 

 

知识分子与当权者


当权统治者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往往显得独有深意。一方面,文人难以放下自己家国天下的情怀抱负,不得不在现实政治的泥潭里迂回;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的学术和济世理想,而试图与政治撇清干系。

 

《驴得水》里孙校长带着一帮有“历史污点”的年轻人来到不毛之地办学,本以为天高皇帝远,虚报“吕得水”工资的事肯定不会有人过问。谁承想,到头来还是摆脱不了教育部的种种视察。孙校长在山岗上伫立良久,苦思冥想之后,选择以更大的欺骗来掩盖之前的谎言,即以“恶”的手段企图获得“善”的结果。于是乎,谎言滚雪球似地膨胀起来,直到把所有人吞噬。

 

与当权者相处不是件容易的事,从2200多年前屈原投江开始,中国文人便始终纠结在与统治者的你是我非中不能自拔。充满正义感的周铁男在前半部分一直以耿直爽快的形象出现,在大学里就仗义执言打了系主任。可是这个揭破“皇帝新衣”秘密的大男孩等来的却是一颗擦着头皮飞过的子弹。安徒生没有在童话里告知人们男孩后来面临了怎样的下场,现实是这一声枪响吓破了周铁男的胆,把一个无知无畏的年轻人直接变成了脓包、窝囊废,从此臣服于强权之下。

 

特派员是典型的官场高手。别看他胸无点墨,却极有政治头脑,他把教师们所有的欺瞒说谎、顶替调包都归纳为“知识分子的脾气”,是体制外的人情,但如果坏了当权部门敛财的大事那就毫不客气。有安抚、有利诱、有威逼、有恐吓,古往今来统治者的手腕概莫如是,哪怕最基层的官吏也运用纯熟。

 

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话说:知识分子是“被统治的统治者”,在权力场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不过知识分子与政治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时下当权者的面貌。特派员的惺惺作态,孙校长和后来周铁男、裴魁山的阿谀妥协、委曲求全,乃至最后一起逼着佳佳嫁给铜匠的共谋,恰是文人与统治者关系的投射。


 

知识分子与底层大众


中国知识分子与底层普罗大众发生牵绊始于“五四”,但在走向民间的过程中,却始终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相信民间依然保有活泼的文化、固守着有道德感的社会理想,民众朴实纯真,能对抗上流阶层的虚伪和伪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底层社会的愚昧麻木、自私和阴暗。最典型的例子是鲁迅,《故乡》这部短篇小说将他对底层美好的幻想和遭遇的冷酷现实揭示得淋漓尽致,最终迅哥儿选择逃回大城市,与一些小镇文青为伍,成为小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

 

基于上述尴尬处境,在知识阶层内部分裂出两种态度:一是主张对民众教育、改造、引导,开启民智,如《驴得水》中孙校长对铜匠所说的“有教无类”;另一种则是“绝圣去智”,认为知识精英作为社会既得利益者,要彻底摒弃自己的精英姿态,低头向被压迫的底层学习(所谓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是充当被改造的对象),才能获得灵魂上的清白。从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来看,显然第二种偏民粹主义的思想占了上风。

 

影片中的铜匠和铜匠老婆的形象可谓这两种认识的直接表现。前者淳朴善良,虽愚昧但天真,对知识和爱情了充满向往,后者则蛮横凶悍,一副“我是泼妇我怕谁”的无赖相,乃流氓无产者的典型,以孙校长的斯文儒雅根本不是其对手。但《驴得水》的高明之处在于后面戏剧性的转变。学会了看书识字(包括英文)的铜匠在被张一曼抛弃之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身处知识者精心设下的骗局,教育原本使他觉醒,学会反抗(对自己的老婆),但现在他立刻运用这手段倒戈一击,一方面戳破知识分子的伪善,另一方面则完成自己的野心和贪欲。原来知识教人成长的,不止有文化,还有精明、利己和借刀杀人。

 

细究下去,这真是一个饶有深意的寓言。知识分子启迪了农民(或者说,农民中有潜质者,主动亲近了知识),但启蒙后的农民迅速与权力沆瀣一气,掌权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知识分子与妇女解放


在傻白甜玛丽苏当道的当下影视生态里,《驴得水》中的张一曼可算相当罕见的女性。甚至可以说,纵观中国电影百年,张一曼也是独一无二的——她是真正追求身体解放的女权主义者。

 

尽管妇女解放并不等于身体解放,可身体的自由无疑是女性走向独立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最受非议的地方。妇女的身体不再属于某个男性,而是听从内心欲望的指引,这无疑是对传统男权社会的巨大挑战。于是,妇女解放=身体解放=放纵、堕落、乱搞=家庭的解体,这样的递进等式让女权运动污名化。

 

片中张一曼拒绝了裴魁山的求婚(从之前她对他开的那些荤笑话看,两个人肯定有过一腿),然后和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铜匠滚了床单。作为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张一曼天性浪漫但绝不天真白痴,这从她两次面对男性告白时的态度可见一斑。当裴魁山说出“我了解你,你不是随便只是太单纯,是别人误会了你、中伤了你,我要娶你,和你过一辈子”这样深情的话语时,张一曼固然感动,但依然表示“我就是放荡,我喜欢那样,我就想活得自在点儿”。为了自由拒绝了婚姻,这对今日社会视女性失婚无嫁为败犬、恨不能待价而沽的风气真有震耳发聩之感。第两次,是被“睡服”之后,铜匠穿着中山装依依不舍地和她告别(不肯脱中山装代表了铜匠对另一种身份的向往,脚上还穿着原本的破草鞋则显示他依然是个“泥腿子”),木讷口拙的他借助古老的蒙古情歌传情达意,而张一曼则回报以一绺青丝。那一刻风清云淡,天地间充满诗意。这才是张一曼真正想要的东西:享受感情的美好和肉体的愉悦,不要成为彼此的枷锁和牢笼。

 

不幸的是,张一曼遭遇了中国绝大多数女权者都会面临的冲击,攻击她的人除了那些被她拒绝的男人,还有竭力维护传统伦理体系的女人。她成了众矢之的。人们联合起来咒骂、批判,个个面目狰狞、歇斯底里,恶毒的词语从嘴里倾泄而出:荡妇、破鞋、婊子、贱货乃至公共厕所。甚至,张一曼追求身体自由的举动,在裴魁山看来还不如妓女:娼妇卖身是为了钱,和人睡觉而不收钱,那叫倒贴,自然婊子不如。在一片咒骂和剪子的“咔嚓”声中,被剃了“阴阳头”的张一曼终于精神崩溃(侯警长企图强暴以及周铁男的袖手旁观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个是因为得不到,便忌妒嫉恨的知识分子,一个是勾引后又被抛弃,因此心理扭曲的劳动人民,还有一个是看到女人就想霸占的军人莽夫(何况对方还是个荡妇),身份、阶层不同的男性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压制和践踏女性,达成了高度一致。张一曼受辱、发疯、自杀,她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抗争就此落幕。《驴得水》极为难得的从正面塑造了这个有争议的女性形象,让我们看到民国知识女性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曾经付出的代价。


 

结语


《驴得水》和《夏洛特烦恼》一样,均脱胎于同名舞台剧(虽然两位编导周申和刘露最初写的是电影剧本,但最终舞台先行)。这样做的好处固然是开拍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口碑,坏处则是舞台感太强,电影语言的运用难免不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哪怕像波兰斯基这样的大导,把拿了托尼奖的《杀戮之神》搬上银幕,也打了不少折扣。

 

所以,如果以一部优秀的电影来衡量,《驴得水》显然银幕化程度不够:演员的表演有着小品式的夸张,念白话剧腔重、用力过度,人物形象脸谱化,性格极端且转折过于刻意,故事含蓄不足说教明显。尤其在各种脏话、黄段子以及污辱性言语的处理上不够慎重(搁国外,估计至少得评个R级了),再说经常拿床笫之事来调侃,也显得轻浮低俗。当然,这是国内很多喜剧的通病,就是爱拿“色”和“黄”来制造“笑果”,可那不应该成为喜剧的常态。

 

不过,《驴得水》至少在“笑”之外,还加入了思考、讽刺以及对知识分子和女性命运的关注,就凭这几点,已经相当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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