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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制作

影片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围绕高加林这样一个在新旧交替时期的当代农民的命运,反映了他所处的环境的各种复杂矛盾,展现了对当时各种社会思想的深刻思考。影片同时表现了黄土高原特有的西北风情,并将当地生活状况与当地人的精神风貌融合在一起,体现出复杂的人物性格和丰富的思想内涵。

吴天明讲述拍摄花絮
  我是在陕西的一个评论家的推荐下看了这部小说。看完这部小说,我当天晚上就杀到路遥家中。当时,路遥操着一口陕西话跟我讲,这部影片已经跟上影厂说好了,合同都签了。
  我跟他说:你不要给上影厂,上影厂拍不好这个片子。我拍着胸脯告诉他:《人生》非我莫属。而后我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和他侃起了《人生》。我的“神侃”功夫再一次起到作用,最后,路遥只好答应将电影拍摄权交给我。也因为这部戏,我和路遥成了很好的朋友。
  
  《人生》中农村姑娘巧珍的扮演者是上海儿艺的演员吴玉芳。不过,当初剧组的人员把她从上海找来的时候,本来是想让她扮演城里姑娘黄亚萍的。我第一次见到吴玉芳的时候,觉得她相貌普通,根本不符合黄亚萍城里姑娘的定位。我感到非常失望。我跟副导演说,这哪是黄亚萍呀,赶紧买车票明天让她回去吧。当天晚上我又琢磨了半天,想起白天和她谈话的感觉,突然想到:她可以演巧珍呀。第二天一早,我就马上让制片把吴玉芳先留下。随后,我让吴玉芳排演了几个小品,最后拍板由她来扮演巧珍。当时,剧组对于这个决定还有异议,认为吴玉芳一个上海姑娘怎么可能演一个农村姑娘呢?我告诉他们,没关系,她的气质在哪摆着呢。当时巧珍的演员已经定下由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名女生扮演,但在我的坚持下,最终被退掉。
  为了让演员能够更深切地理解剧本,我们安排他们在陕北农村体验了一个月的农村生活。吴玉芳毕竟是上海姑娘,吃不得苦,为了让她更好地理解角色,我给吴玉芳下达了一个任务:每天早上,必须给住在楼上的主创人员挑两担水。结果第一天,她两担水分了四五次才挑上去。经过一个多月的体验,我认为吴玉芳挑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结果到实拍的时候,问题来了。吴玉芳根本就挑不起来,双手扶着扁担,还颤颤巍巍。当时我非常生气:怎么挑了一个月,还没学会?后来才知道,原来体验生活的时候,每天挑到楼上的水都是剧组的照明、场记、助理这些人帮她挑上去的。当时我勃然大怒,狠狠地批评了吴玉芳。然后跟制片说:走,我们回去,不管她,让她一个人在这儿体验生活。当时已是傍晚,我和剧组直接回到了县里的招待所。两个小时以后,制片才背着我偷偷找了一辆车,回到村子去接吴玉芳。制片后来告诉我说,当时一群农村孩子围在井边看着吴玉芳一个人躲在那里呜呜直哭。制片让她上车,她还一边哭一边说:我不回,我不回。因为这件事,吴玉芳在背后偷偷叫我“法西斯导演”。在拍摄后期,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跟吴玉芳说:听说你叫我“法西斯”,你要是因为这部影片得奖了,你要感谢“法西斯”。没想到,吴玉芳后来真的因为《人生》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获奖以后,吴玉芳还把奖杯拿到我的房间,对我说:导演,这是给你的。我说:瞎说,这是你自己该得的。
  《人生》公映后,很快成为当年的热门影片,获得了1985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主角奖,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作曲奖。我还记得《人生》获奖后在与四川大学的一次联欢中,天上下起了雨,一万多师生站在雨里,却把草帽戴到了剧组人员的头上。当《人生》剧组站到主席台上,整个操场响起了海潮般的欢呼,我顿时就流下了眼泪。我想一个导演最大的欣慰就是观众的认同。
  《人生》中高加林(周里京饰)的形象更是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大讨论。有人把高加林称之为“中国的于连”,或者叫做“当代陈世美”,但也有人对高加林的行为表示理解。80年代正是思想大解放的时期,《人生》就像一个标本,人们在争论中去思考、去辨析个人的命运以及时代的命运。坦白地说,因为个人经历的缘故,在影片中,我不自觉地强化了对高加林的谴责,对巧珍的赞美,但这并没有影响《人生》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