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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吧,当歌声响起——观《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

 

刚刚过去不久的第70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有一个“威尼斯经典单元”。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陈可辛的《甜蜜蜜》的修复版以及小津和大岛渚的影片都参与了展映。前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处女作《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也位列其中。和《阳光》这些电影相比,库斯图里卡的这部处女作可能算不上是一部杰作,导演在一些技术方面还显得不甚成熟。但库斯图里卡显然出色地把自己独特的情感通过电影这个媒介表现出来,使得当你欣赏这部电影时,虽不至于哭的稀里哗啦,也一定会热泪盈眶的。


记得在我还年幼的时候,有一次和老妈一起看电影,她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人要是能像电影里那样快乐就好了。”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看的是什么了,但这句话却至今记忆犹新。它在一个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关于电影的原始的想象。直到现在,看电影渐渐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却常常要不禁自问,究竟什么样的电影才算是好电影?自从大卫·格里菲斯完善了电影的叙事之后,电影这个一度遭人鄙视的“小丑”似乎一下子爆发了小宇宙,堂而皇之地跻身于艺术门类之列。电影从此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记录生活,人们或是在银幕之前被感动的痛哭流涕,或是被逗得哈哈大笑,或是茫茫然做沉思状,有时还会被吓得屎尿横流……但不管怎样,电影所承载的这些情感属性正是它通往艺术之门的贵宾卡。而那些不能和观众建立情感联系的电影无疑都是失败之作(曲高和寡者自然要另当别论了)。不过,好与不好本就是一个极其主观的评判,对于我来说,凡是能够打动人的电影无疑都是好电影。就像库斯图里卡自己说的那样——“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是用高雅的方式描绘出来的情感。这就是每一幕画面的目的,没有情感的电影只能是肤浅之作。”而对于《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这部电影来说,我当然要给它打满分。毕竟现在能够打动人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是1960年代的南斯拉夫,在铁托集权统治下,少年迪诺的成长故事。影片并没有过多的渲染政治,它们对于像迪诺这样的一群孩子来说显得太过陌生和遥远。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海报宣传语说的一样——“那年夏天,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来说,是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但对这群孩子来说,却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库斯图里卡显然在这部处女作中隐喻了自己对于国家和政治的美好想象。迪诺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家庭实行像铁托一样的极权主义统治,孩子们稍有不慎便会招致打骂。而父子之间的关系几乎是在得知父亲罹患绝症之后立刻变得亲密而有默契。父子在一起的谈话总是那样的温馨动人。父亲把自己的烟斗和收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送给迪诺,这些在父亲的眼里算是最宝贵的东西,它们象征着权力和美好的未来。父亲最终在想象的理想共产主义中死去。我无法真正理解对于迪诺来说这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记得我一个少年丧父的大学同学曾经跟我说过——“我经常在梦中见到我爸,你真的不知道那种感觉是多么的幸福……”。几百年来,南斯拉夫始终处于分分合合的动乱状态,南斯拉夫人民裹挟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逐渐丧失了国家归属感。对于库斯图里卡来说,失去国家同失去父亲一样具有等同的意义。父亲去世后,迪诺一家进行了搬迁,这大概是他动荡生活的开始。而铁托死后,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再也没有真正地统一过,到现在已经永远地消失在世界的版图上。这或许可以在侧面成为一个佐证,以解释为什么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叙事总是围绕着家庭来进行。



据说影片的灵感来自一首同名诗歌,一位波斯尼亚诗人和库斯图里卡共同完成了影片的剧本。在巴尔干民族独特的浪漫、忧郁的音乐的渲染下,影片的每一幅画面都洋溢着浓烈的乡愁与怀旧的情愫。影片的魅力全在于此。镜头会像塔科夫斯基那样偷偷摸摸地运动,但它扑捉的生命显然要活泼许多。小伙伴们会把书本撕裂,燃起篝火,然后用一泡尿把它浇灭。与他们不同的是,迪诺的内心藏有伟大的人格。他沉迷在催眠术中,相信自己每天都会进步一点,也相信催眠术可以促进共产主义的到来。他甚至试图催眠一只兔子……这群孩子的生活虽然不像马小军、米兰他们那样多姿多彩,但他们立刻勾起了我的怀旧欲望,让我想起了那段无所事事的时光。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似乎总有那么一段时间是不需要考虑任何事的。我们不需要考虑生活,不需要考虑未来,贫穷和忧虑也是大人们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坐在梧桐树下数蚂蚁,会在冬日的阳光下耍小猫。每逢婚礼、葬礼或者宴会,都是我们最热闹的时候,丝毫也不会考虑别人的喜与悲。孩子们似乎总愿意追着搬家车辆的屁股后面跑,又哪里明白车上那些离家人的感受。我们有时候也会长久的沉迷在一件事情中,就像迪诺沉迷在催眠术中一样。那时候,许多小伙伴都喜欢往街机游戏房里面跑,而我则十分确信自己以后会成为一名研制导弹的科学家。我现在当然不再这样想了。我相信,迪诺也迟早会从催眠术中醒来的。在影片的结尾,迪诺坐在搬家的车辆中默默地在心中反复念叨——“每一天,在各个方面,生活会一点点好起来……”,仿佛他不断这样地念叨,生活就会好起来似的。但生活真的会好起来吗?在库斯图里卡的第三部影片《流浪者之歌》中,给出了完美的解答。


由于太过无所事事,迪诺和小伙伴们甚至做起了偷鸡摸狗的事情。为了给这些“问题少年”找点事做,也为了丰富青少年的文化生活,文化部门的官员决定把迪诺和他的小伙伴们组织起来,组成一个乐队。但迪诺当然无法专心致志地排练。因为他爱上了多莉·贝尔。


多莉·贝尔是一个妓女。或许,在迪诺与多莉·贝尔刚认识的时候,她还没有沦为妓女。由于迪诺可以独占家里的鸽房,“鸡头”普格让多莉·贝尔在迪诺的鸽房里躲一段时间。几乎每一个春意盎然的小伙子都会把女人想象为一种纯洁、神圣的东西,迪诺很快就爱上了美丽、奔放的多莉·贝尔。两个人在鸽房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是在一个雨夜,“鸡头”普格带来了迪诺的小伙伴们。普格强迫多莉·贝尔脱去衣服,让小伙伴们轮流着把她侮辱。我不敢相信,库斯图里卡竟然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还记得当年在看古天乐版的《神雕侠侣》时,每当见到尹志平出场,都不由自主地要骂他几句。现在想想,或许在每一个小伙子成长为男人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认识到,每个女人都不是那么完美。有些美好、纯洁的东西永远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库斯图里卡仍然把这场戏表现的颇具诗意,他没有让迪诺走开,而是让他一个人站在雨地里目睹这肮脏的一幕。多莉·贝尔的呻吟声隔着雨夜传来,迪诺却只能无助的独自哭泣……其实,对于库斯图里卡而言,苦难的南斯拉夫人民又何尝不是像多莉·贝尔这样被残忍地摧残呢?而他又何尝不是像迪诺一样无能为力呢?由于没有真正地经历过,我们无法真切地理解库斯图里卡那种失去祖国的愁绪与苦闷。但这段无论是在视觉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极具冲击力的悲剧场景,大概可以让我们明白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库斯图里卡认为导演在拍电影时其实只有一个美学目的:受到自己所拍摄的东西的激励。“当我感到心跳加速时,我知道这一场景成功了,我拍电影的原因正在于感受这种激动。”在《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这部电影里,他显然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成功地传达给观众。但表达情感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又有多少人能真正通过银幕把自己想要表现的东西完美地表现出来呢?就像我拼命地想要把自己在这部电影中获得的情感诉诸于文字,但这些文字显然没能像电影一样表达的强烈有力。不过我的这种表达的无力却在著名导演库布里克的一段谈话中获得了莫大的慰藉。在一次访谈中,库布里克这样说道:“我不能用精确的文字来概括一部电影所内涵的哲学意味,比如说《光荣之路》。电影就是要让观众投入到电影中与主人公共同感受一种经历,电影要变现的是人的情感,要反映我们生活经历中的点滴片断,因此尽力用语言去概括某部电影要表达的主旨其实是对观众的一种误导。”在现在这个崇尚独立与个性的年代,我们当然不用过分担心会给别人造成误导。只要一个导演愿意忠实于自己的情感,愿意忠实于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从他的电影中获得一些情感。而这些情感恐怕正是当代中国电影人身上所最缺少的东西吧。而这些情感,恐怕正是我们愿意把它诉诸文字,与别人一同分享的动力源泉吧。


在《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的结尾,迪诺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乐队的表演中。他面对着摄像机,也面对着观众。他唱着唱着,眼神就忽然坚定了起来。他或许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但当他坐在搬家的车中渐渐远去,孩子们同样会追着车辆的屁股后面吵闹着奔跑。但不管怎样,就像巴尔干民族闻歌起舞的独特性格一样,当歌声响起,跳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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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片尾音乐欣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wOTcyMj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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