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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人的品格与权威(中)之中国影评怪现象(一)

电影中文名

清宫秘史

2009-09-08 16:18

舒克

舒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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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多端变异的影评事     六十年中国电影评论与理论的发展,是在不断的变异中呈“螺旋式”上升的。其间,既有阳光灿烂、轰轰烈烈,又有阴风雷雨、万马齐喑;既有政治挂帅、服务工农,又有市场运作、票房第一;既有热诚讨论、艺术评判,又有冰剑暗枪、恶意中伤。风风雨雨,大浪淘沙;多少影评人,多少影评事,在风雨中欢腾,在大浪后冰封……  一、大批判式      “大批判”之风,在1958年的“反右斗争”和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最为流行。它是一种以政治打击为主要手段的,并在各行各业通行无阻的人际管理模式,电影界自然也不可避免。但实际上,在此前更早时期,一种“电影批判”的基本形态,就已经开始逐渐左右中国的电影评论,使之脱离常规的电影批评。政治观取代艺术观,政治家的权威取代影评人的权威,这直接导致一系列影片遭遇非电影品质、非艺术探讨的打击“炮轰”。1、《武训传》的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举改变了此前各报对影片的众多好评声调,迅速展开了对这部影片的围攻之态,初步形成了中国电影评论“大批判”的趋势。其实,该篇社论,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笔所写。因此,其政治风向标的作用之大,是不可逆转的。而由此形成的批判声音,只能是一边倒的,不可能具有任何的可争议性和可探讨性。从此,电影《武训传》被打入冷宫,连同武训这个历史人物一起,封存于地狱之下的某个黑匣子之中,至今难以见天日。2、《清宫秘史》的批判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将电影评论大批判运动引向高潮。对于这部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于1948年摄制的历史题材影片,江青早在1950年3月内地公映时,就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说:“《清宫秘史》是部坏影片”,毛主席此后也曾在多种场合表示要批判这部电影,但因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以及分管文艺的周扬等领导并没有积极合作,此大批判并没有立刻实现。而十几年后,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不仅旧话重提,而且借着批判《清宫秘史》为幌子,直接把斗争目标对准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文中提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八大罪状”,说刘少奇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等。从此,全国各地由一部电影的批判转而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进行更大规模的批判,大肆对其进行政治、生活、乃至人身等各个方面的恶意攻击,最终造成刘少奇悲惨死去的文革悲剧。3、“四百毒草”的群批      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各地电影院基本上已经停止了一般电影的放映。但各种各样的“大批判”却不能够停止。因此,1968年1月,北京电影学院与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两大“造反”组织,联合印发了一个《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400部》的小册子④,以供各基层电影部门开展“大批判运动”采用。部分影片以一种奇特的放映模式与观众见面:那就是放映过程中,忽然会在某一段落停下,用画外音的形式,配以激烈的批判词,如“攻击社会主义,宣扬资产阶级”等等。“四百毒草”被冠以各种罪名,成为批判对象,而实际上,已经祸及此前中国电影市场全部的中外电影。      这种非学术性的,不讲道理的“大批判”,在那个特殊年代,其“权威性”恐怕毋庸置疑,但与影评人无关;其影响力也可以说是巨大的,但与电影本身无关,与艺术价值无关,因而其“品格”则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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