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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s

精彩对白

Tony Benn: If you can find money to kill people, you can find money to help people.

托尼·本:如果你知道金钱有的时候就像刽子手,那么就会发现金钱也能够拯救生命。

Michael Moore: In the mean time, I'm going to get the government to do my laundry.

迈克尔·摩尔:同时,我会让政府部门给我洗衣服。

George W. Bush: We got an issue in America. Too many good docs are getting out of the business. Too many OB/GYNs aren't able to practice their love, with women all across the country.

乔治·W·布什:我们在美国有一个观点,太多非常好的福利其实是游离于经济之外的。即使这里有太多治疗不孕不育的妇产医院,仍然没有办法让全世界的女人都体会一把当母亲的幸福。

Story

幕后制作

  【迈克尔·摩尔与“医疗保险”】

  在关注了像“美国枪支私有化”、“伊拉克战争”这样可以影响世界的政治问题之后,迈克尔·摩尔这一次却选择了一个与劳苦大众息息相关的切身问题:医疗保险。相信他不需要在影片中浪费太多的唇舌,观众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体系,因为他们本身也有过相似的经历。迈克尔·摩尔说:“医疗保险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利益的冲突,我要用事实再一次告诉所有人,布什是一个多么让人恶心的总统。”

  要说迈克尔·摩尔为何会有制作《神经病人》的想法,那还得追溯回1999年:“我那时正在制作电视节目《真相追击》(The Awful Truth),开篇故事就拍摄了一个名叫克里斯·唐纳休的人是如何陷入与保险公司的纠纷中的,濒临死亡的他迟迟没有办法做手术,就是因为保险公司不肯为他的‘胰移植’支付险金,而他们争执的焦点,就是‘器官移植’到底在不是保险合同的条款里……唐纳休已经在胡马纳保险公司上了7年的医疗保险了,却在生死关头被‘不包含以拯救生命为目的的手术’为由遭到拒绝。”双方就这样一直僵持着,而唐纳休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直到迈克尔·摩尔扛着摄像机介入到事件中,在《真相追击》的第一集节目中进行了全程的报道不说,还以一种嘲弄的口吻制造了一个假葬礼,这才迫使胡马纳公司主动出面解决了问题。看到唐纳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迈克尔·摩尔突然灵机一闪,为何不制作一部关于医疗保险的纪录片呢:“我们只需要采访10个人,每个人在里面占的篇幅大约为10分钟……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是觉得一部纪录片如果能挽救10个人的生命,是值得的。这个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呢,科伦拜恩的枪击事件就发生了,我们只好先将这个想法搁置一边。然后伊拉克战争又开始了,为了抢时效,我们又投身于另一部纪录片的制作当中。”

  最开始的时候,迈克尔·摩尔在自己的网站集思广益,让读者都来讲述自己与医疗保险之间的故事,让他想象不到的是,“医疗保险”并不若他当初想的那样,只是少数几个人的战斗,而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民问题:“看到网上的留言,真的让我感到万分的挫败,甚至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厌恶感。因为通观‘医疗保险’的整个体系,本质上存在的官僚作风让它很难起到真正的作用,没办法为那些受保人的健康负责,即使这些人一直在交纳保险金。这其中还流行着一个非常荒诞的说法,那就是私有的保险公司是‘医疗保险’没办法起到实质作用的‘病因’所在,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既然是整个体系都出了问题,就不应该完全归罪于某一方。”

  【皇帝,其实没穿衣服】

  相信在看这部纪录片之前,你已经从各个渠道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类似的可怕故事,那你对它们的反应如何呢?相信大多是看过之后就拉倒了,不会考虑太多。但是迈克尔·摩尔不这么想:“说实话,制作影片的过程,真的是非常困难,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如果我得不到帮助,只能是死路一条……’或‘我的妈妈正在面临死亡……’那种无能为力感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涉及到这部纪录片中的人。我们没办法给出真正的解决办法,只能在纪录片中不停地解释:如果他们生活在加拿大,可能就不会遭受这些痛苦--要知道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其实离他们并不远。”

  一切的一切都在暗示着,“医疗保险”之所以起不到相应的作用,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体系是以盈利和人性贪婪为根本的--当它与人们的健康联系到一起后,利益上的冲突早就抢得了先机。大胆地假设一下,“医疗保险”和城市的供水部门在原理上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没有水,人类就无法生存,然而有人抱怨说供水部门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运营的吗?没有!

  拍摄《神经病人》,花了迈克尔·摩尔超过一年的时间,他希望影片中提出的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可以促使美国改善现存的医疗系统,迈克尔·摩尔认为:“首先,我们要排除那些私有的医疗保险公司;其次,药品公司也应该接受高强度的管制,拿联台爱迪生公司举例说明:许多人需要依靠药物才能活下来,但是如果让药品公司无限度地涨价,就会出现一些人因为买不起他们赖以生存的药物而导致死亡的情况--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种谋杀;最后,就是让‘医疗保险’完全透明化,变成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福利机构,就像消防队和警察局……而我们也应该肩负起应该承担的责任,更加积极地去关心这些事,因为毕竟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团结才有最后的胜利。”

  不仅是医疗方面,制作电影也与保险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迈克尔·摩尔拍摄了这样一部有关保险业的纪录片,所以为影片和工作人员投保,就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当然,最后我们给每一位员工都上了一份优厚的‘医疗保险’,可是到了合同里,名字却变成了‘工程险’……即使如此,还是经过了许多人的不懈努力才办好的,因为每一个规模稍微大一些的公司,都拒绝了我们的投保。”

  那么纪录片中关注的那些需要帮助的美国公民,他们是不是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呢,迈克尔·摩尔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是的,我找来的这些人都拥有足够的勇气,他们非常愿意抵制保险公司,然后要求他们应该享受的医疗待遇。这里有一个叫劳拉的年轻女子,她因为保险公司不肯支付救护车的费用而决定讨一个说法,最终,她的投保公司收敛了最初恶劣的行为和态度,矛盾也和平解决;我们还找来两位年轻人,都被保险公司拒绝投保,原因是他们一个太胖,一个太瘦……在纪录片中,他们最终找到了愿意接受他们保险金的公司;最后是玛丽娅·万坦碧,她必须通过法律的诉讼,才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救济,所有人中只有她的问题还没有结果,但是她的律师已经说了,前景非常乐观。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在愤怒地质问:为什么我们要如此辛苦,才能获得我们本来就应该拥有的权力?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医疗保险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迈克尔·摩尔以往的影片有所不同,《神经病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海外拍摄的,他表示:“一路走来,我们感到很压抑,所思考的问题一直是:我们来自于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为什么就不能像加拿大、英国那样,享受免费的医疗待遇?是不是因为80%的美国人都没有护照,所以我们才没办法知道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呢?‘无知’也是亚健康的一种体现形式,如果得不到全面的信息,你也就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就像我拍摄科伦拜恩的保龄》,是因为不想让这种枪击惨案再度发生;就像我在奥斯卡领奖台上告诉大家的那样,对于‘武器已经被大量销毁’的这种说法,我们都受骗了。有那么一段时间,很多共和党人都在街上拦住我,向我道歉……他们现在知道了,我一直警告说‘皇帝没穿衣服’,其实才是真正的大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