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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惨案》:妄图掩埋真相的红色森林

电影中文名

卡廷惨案

2008-04-28 12:38

 

      果把电影比作一把刀的话,那么全世界的电影导演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磨刀匠,他们始终专心致志的打磨着自己的这柄电影之刀,以期受到艺术或商业上的肯定,只要刀模样好看、质量耐用即可,至于这柄刀呈现给观众后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并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只要刀好便一切都好,怎么用是观众的事;而另一类则是舞刀客,此类导演往往并不在意电影的形式——或者说形式并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单纯的品评其作品的艺术或商业成就并不构成与导演的有效交流,在这类导演看来,电影只是借以表达他们某种社会、政治或哲学观点的手段,这柄电影之刀本身的好坏并不入此类导演的法眼,只要呈现给观众后能够砍倒他们想砍倒的东西,目的便达到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安杰伊·瓦依达显然是电影导演舞刀客中的翘楚,长久以来这位“波兰电影之王”在纯粹的所谓“电影艺术”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或许还不如基耶斯洛夫斯基、波兰斯基这些后辈来得璀璨辉煌,但他的每一部电影都能在波兰国内引发切切实实的心灵地震——看瓦依达的电影几乎就是一项全民性的波兰“国民行为”,瓦依达实质上是位波兰社会变动的吹鼓手和引路人,他的众多作品都掀起了波兰国内巨变的浪潮——《铁人》的热映就摧枯拉朽般的压垮了统一工人党的一党独裁,并把瓦文萨和团结工会送上了权力的顶峰,进而揭开了苏东巨变的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称瓦依达为电影艺术家,还不如称其为电影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来得实惠。      这位82岁的老导演至今没有停止其创作的步伐,瓦依达于2007年完成并在第八十届奥斯卡评选中获得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卡廷惨案》就是他为波兰、为全世界观众新近打磨的一柄寒光闪闪的电影之刀。 立体画      《卡廷惨案》取材于发生在1940年的真实事件,当时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但同时苏联红军也大举进入波兰领土——虽然后者并未正式宣战,但还是轻而易举的占领了波兰东部的大半江山——波军的主力都被希特勒的军队分割包围了——纳粹旋即宣布波兰西部成为受德国管辖的总督区,而苏联也闷声不响的将波兰东部划入了苏维埃的红色版图。此时最莫名其妙的显然就是波兰人了,他们谁也不知道红军的到来意味着什么。纳粹起码大张旗鼓的宣称占领了波兰,而红军既不说占领也不说不占领,而是摇身一变以“波兰解放者”的身份“亲善”起波兰人民来。      更摸不着头脑的则是波兰军官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抵挡不住来自纳粹的钢铁洪流时理所当然的向东部退去——有着“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理念的红军显然成为了波兰军官们的救命稻草,但是当他们看到红军坦克不由分说的开进自己国土并与纳粹军队达成心照不宣的势力瓜分后,他们也只能揣着一颗“洼凉洼凉”的心缴枪投降,做了红军的俘虏。      俘虏中约有25,700余名军官成为红军的烫手山芋,其实这些人最初还是想着能与红军并肩作战收复国土的,但斯大林没给他们机会——在关押几个月后,红军(内务部队)将这批波兰军官秘密处决于卡廷森林,然后对外宣称系纳粹所为。后来没多久苏德战争爆发,然后红军的势力又席卷东欧,成为苏联卫星国的波兰有心无胆,便跟苏联主子一起将这场谎言掩盖了几十年。      瓦依达的《卡廷惨案》便是一部力图全景、立体式的重现这一历史事件的影片,全片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中心人物,通片看下来倒是颇似某些后现代导演“叙事不叙人”的手法。而为了尽量多角度、全方位的展现这一事件给波兰人民造成的伤害,瓦依达特意选取了数个波兰家庭为代表,每个家庭都因卡廷惨案而发生了一段故事,然后以时间线索贯穿起来(当然也有插叙、倒叙,但主干叙事线索还是基于线性时间流的)——这就很像现代西方美术中的立体派:将不同状态及不同视点所观察到的对象集中的表现于单一的作品中,从而造成了一个总体经验的效果——如果要拿一幅美术作品来表达《卡廷惨案》的观后感,毕加索那幅《格尔尼卡》显然是最合适的(尽管画作控诉的是纳粹,电影声讨的是红军,但两者的精神实质无异)。      瓦依达并没有将卡廷惨案受害人的经历一五一十的复现在大银幕上,而是通过他们的家信将其串珠式的逐一片断串联,并在此进程中大踏步的表现了历史的演进——瓦依达也采取了字幕、纪录片等被称为“时间的印模”而在塔科夫斯基作品中经常使用的手段,重点表现了惨案发生后,波兰人民对其无奈的抗争。在武装到牙齿的苏联红军面前,那批手无寸铁的军官是孱弱的,但这种孱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事隔多年之后他们的家人、朋友、情人仍要对面对仇人强颜欢笑。所以瓦依达没有将镜头局限于受害者本身,而是把这一事件之于波兰社会的影响抽丝剥茧的剥离出来——铁幕下的波兰看似平静如水,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莺歌燕舞,实则内心不断的涌出汩汩鲜血,做了几十年亲者痛、仇者快的篱下噩梦。      肉体被消灭了,但心灵并没有死亡。那些死难将士的忠魂透过他们的子孙血脉延续着——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军大规模逮捕军官家属并集中处决的行动堪称釜底抽薪之举,看来苏维埃也是知道害怕的,所以才有了斩草除根的想法。当然,自古以来灭族之举就不可能成功(塔斯马尼亚人算是极端特例了),将士们的后代必然要求讨还公道。时间过去了,创伤依旧没有抹平,瓦依达《卡廷惨案》的绝大部分篇幅都在立体式的展现着这种平静背后的思潮翻滚——就像化学实验课上被投入钠元素的水,虽然杯盖捂得严严实实,但内里却已是翻云覆雨。 受难者      《卡廷惨案》显然是站在波兰人的角度看待这段历史的,片中的卡廷惨案其实只是一个象征,代表着弱小的波兰在强权重压下的苦难历程。不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卡廷惨案》还是比较客观的,瓦依达并没有美化纳粹,在片中他们还是蛮横、粗暴、关闭学校、将波兰人民抓进集中营的暴徒,但问题是红军也不是好鸟,波兰人民只得挤在两大强权的夹缝里喘息,这一点从影片一开始瓦依达匠心独运的那个场景中就表露无疑:一群波兰难民拥挤在大桥上希望往东逃遁,然而桥那端过来的难民告诉他们红军的坦克也过来了,于是难民们只好原地不动呆在那里,军队则缴械投降……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对一段历史的记忆: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前,苏联是纳粹的盟国,当时两国签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以,从法律意义上说,苏联人是纳粹的亲密盟友,整个轴心国都是与苏联站在一边的——再提醒一下,当时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帮助国民政府抵抗日军的军事顾问却大多是希特勒派来的(国军中还编制有大量的德械师),而苏联却在跟日本人做买卖、瓜分东北,并且不发一兵一卒,保持着苏联与伪“满洲国”的冷和平(据说张学良之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也并不仅仅因为忌惮日本,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此之前奉军曾跟苏联红军打过好几仗,结果损兵折将,少帅由此顾忌苏联红军的背后偷袭,便一枪不放撤回关内)。      从此以后,那种被挤压的受难形象便成了《卡廷森林》中的波兰人民群像。他们无处可去,只能手足无措的充当两个帝国的战时玩物。在许多时候,波兰人民都得同时面对两个主子。譬如当骑兵队长的妻子申请出境签证时,饶有趣味的一幕出现了:并肩坐在审批席上的是一名党卫军官和一名红军(内务)军官,那位红军军官粗暴的拒绝了队长妻子的请求,反倒是党卫军官好心好意的告诉她可以换条路径绕道出国——当然,基于全片的反苏基调,《卡廷森林》中的这种细节处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不违背大的历史真实。      而那位波兰军官的遗腹子则成了强权政治下的牺牲品,这位小伙品学兼优、英俊开朗,只是不愿在报考美术学院的政审表上弄虚作假——他在父亲死因一栏里写的是“在卡廷被红军枪杀”,好心的教务处老师提醒他不要与政策对着干,但年轻气盛的他一时义愤,跑到街上撕碎了苏联红军的宣传画,便被军警追捕,最终命丧车轮——片中在他躲避追捕时曾被一位少女搭救,两人的倾情一吻也成为片中凤毛麟角的爱情戏分,可叹两人还约定次日电影院见面,只是这少年再也无缘赴约了……      另一位代表人物则是投笔从戎的飞机工程师的妹妹,这位坚毅刚强的女子曾经参加过华沙大起义,是地下抵抗组织的中坚分子,在长期的对德斗争中养成了坚贞不屈的性格,所以当她得知哥哥惨遭屠戮的真相后,她立即卖掉了自己一头金黄色的长发,凑钱让石匠秘密打制了哥哥的墓碑,上面堂而皇之的刻着“1940死于卡廷”——这个日期至关重要,因为此时纳粹根本还没打进苏联。墓碑还没立起来,苏联军警就已尾随而致,女子随即被捕,而墓碑也被捣毁在地……      第三位典型形象则是卡廷惨案的幸存者,这位昔日的中尉因为别人穿着自己的衣服而幸免于难,逃过一劫的他在战争中获得晋升,二战结束后已是人人敬仰的少校军官,然而少校不得不跟当权者一起粉饰着那场屠杀的谎言,始终忍受着内心的煎熬。终于,在一次酒后吐真言的发泄后,自知时日无多的他饮弹自尽,而呼啸而来的吉普车很快收走了尸体,血迹也立即被冲刷干净……      《卡廷惨案》就这样始终在阴冷、压抑、忧郁的影像下行进着,全片自始至终看不到一缕阳光,没有一丝绿色——满眼尽是惨淡的灰、白、黑,而寒冷的天气也从未暖和过,正是在这样的影像风格中,瓦依达成功的塑造了一组因卡廷惨案而引发的波兰人民的受难者群像。 血泪史      《鬼子来了》里的疯老头鱼儿她爹在马大山跟村里人商讨日本俘虏的处理方式时,突然横空出世大吼一声:“我一手一个掐巴死俩,刨坑埋咯……”此语一出,立即激发了马大山的灵感,虽然最后并未实施,但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深入人心:简单有效、成本低、操作性强——显然,斯大林跟鱼儿她爹心有灵犀,在把25,700名波兰军官关押数月后,苏维埃政府将他们悉数运至卡廷森林,挨个枪毙后刨坑埋了个严实。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红军屠杀波兰军官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列宁领着布尔什维克拉杆子的时候,波兰就曾经趁火打劫,跟着英法干涉军抢占了苏维埃的大片领土,而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就有对波兰白军暴行的细致描写,所以坦率的说,红军在卡廷处决的那批军官很多都沾着苏维埃的血。不过历史问题是无法追溯的,波兰人会说,他们占领的苏维埃领土本来就是沙俄抢走的——历史上沙俄曾先后三次瓜分波兰,然后苏联(俄罗斯)人又会说这是波兰人伙同立陶宛贵族一起抢占的……民族、领土这些概念本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定要完完全全的彻底撇清楚其实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在卡廷惨案这桩事件中,苏联政府是应该被牢牢的钉在耻辱柱上的。      瓦依达在《卡廷惨案》中也并不是完全将红军定义成了反角——曾有一位红军军官掩护了骑兵队长妻女的潜逃,但是此人似乎也是个波兰公民——在那个年代,苏联人跟波兰人其实界限相当模糊,红军中有不少都是波兰人,例如大名鼎鼎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就是波兰人,他甚至先后担任过波兰国防部长和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而瓦依达的刀锋也并未简单的指向暴虐无道的苏联政府,而是深入的剖析到了波兰民族的灵魂深处。      首先是宗教。在普遍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中,波兰是罕见的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天主教徒占到其人口总数的90%以上),这可能也是苏波之间老是貌合神离的原因之一。而《卡廷森林》中天主教的符号也随处可见:战场上为阵亡士兵祝祷的牧师;临刑前念颂《圣经》的波兰军官;秘密为波兰人传递信件的神职人员……在由卡廷惨案所引发的一系列受难故事中,瓦依达不惜笔墨的用宗教来作波兰人心中最后的抚慰。特别是战争爆发时耶稣受难像被包裹在一件裹尸布里的镜头更是寓意深刻:一来映照了宗教典故,二来也是象征着守护波兰的“全能的主”的沦陷……显然,在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后,天主教重新成为波兰人关照那段血泪史的最后的精神家园,瓦依达在电影中也有意无意的运用着这一元素。      其次便是对民族性的反思。片中有段有趣的对话,当白发男老师跟抽烟的教务处女老师说:“或许波兰自由了就可以真相大白了”时,那位女老师吐出一口烟圈,然后斩钉截铁的说:“波兰永远不会自由。”诚哉斯言!一个弱小的民族是从来就没有自由可言的,在“丛林法则”适用的人类社会里,只有自身实力的强大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还是那句话,落后就意味着挨打。      当然,历史问题是复杂的,正如前文所述,卡廷惨案系由苏维埃政府一手炮制,但其根源却是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想想耶路撒冷吧,官司都打到《圣经》那里去了)。我们只能、也必须要就事论事的评判每一个历史事件的是非对错,而在整体的价值评判上,我是认同瓦依达的《卡廷惨案》的。      年轻气盛的女游击队员曾经痛斥她的姐妹:“入党啊,入党了你就有权力了!”“起码我不会选择凶手”,然而她的姐妹(那位抽烟的教务处老师)则老谋深算的告诉她:“不要意气用事,好好的生活,为波兰多生几个孩子”——两种人生观,一个宁为玉碎,一个愿做瓦全,孰是孰非,恐怕难下定论:前者看似慷慨赴死,大义凛然,但若都做此念想,恐怕波兰民族早已被消灭殆尽了;后者看似苟且偷生,卑微低下,但却是弱者求生存的不二法门。      不管怎么说,这段历史事件算是大白于天下了。毛主席说过:“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      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苏联入侵波兰的历史是国内的教科书上看不到的。      想一想我们身边,还有多少个被掩埋在虚伪谎言之下的卡廷森林?刊载于《看电影·午夜场》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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