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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惨案》的历史与悲剧

电影中文名

卡廷惨案

2011-04-08 17:50

 

     多诺说: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真正的现实悲剧面前,艺术往往显得虚弱无力。如何去直面悲剧?那些敢于回答、并且认真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作品,总是令人难忘的。《卡廷惨案》便属于其中。

 

1939年9月,随着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为标志的“二战”爆发不到两个礼拜,苏联即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条款,从东方出兵波兰。这个欧洲最富文艺气质的国家再一次遭受了被强国瓜分的命运。大批措手不及的波军官兵被苏军俘虏,计有近30万人,这其中还包括战争开始后临时动员起来的预备役人员,许多是知识分子。苏军遣散了士兵,但留下了军官和知识分子,总数约为2.5万人。虽然波兰和苏联当时在国际法关系中并不处于“交战状态”,但苏联还是宣布这些波兰人为“战俘”,并将他们运回国内,分别关押到三个大集中营:哈里科夫州的旧别利斯克、特维尔州的奥斯塔什科夫,和斯摩棱斯克州的卡廷。

 

按官方史载,1940年3月,贝利亚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特别处理”这批波兰战俘。所谓“特别处理”,就是不经审讯,一律处以极刑。斯大林很快批复了报告,同时在这个报告上签字的还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加里宁、卡冈诺维奇等高层领导人。这份成为一场大惨剧源头的重要报告究竟是贝利亚本人的意思,还是受斯大林之命所做,史学界直至今天仍然争议不休。而贝利亚的儿子后来在自己的书中写到,实际上他的父亲当时是反对“特别处理”的。对此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参考一下莫洛托夫当年一次接受记者访问的话。记者的问题是:十月革命中,到底是谁下令处决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莫洛托夫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我想除了‘最高领袖’,应该是没有人有权力下这个命令的。”

 

“特别处理”很快就开始了,卡廷是这当中最主要的场所。内务人民委员会地方负责人托卡列夫对在卡廷的“执行过程”曾有详细的报告:专门设置的“行刑室”四周围墙裹上了厚厚的毡布,这样好使外界听不到枪声。波兰俘虏们被一个接一个领进来,验明正身,捆上双手,带进“行刑室”,里面早有专人准备好德国产的“瓦尔德”手枪,进来一人,便向其后脑射击,俘虏当场毙命,尸体拉走,随即再带进下一个……行刑者安排有30多人,轮班作业,每天“处理”人数最高可达300左右。与此同时,在卡廷的森林深处,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处决,这里主要是从其它集中营转运来的战俘。二战中期,德军占领卡廷,在密林深处一次性就发现了8个大型坟场、4000多具尸骨。卡廷的森林,就这样埋葬了当时波兰半国的精英。波兰武装力量遭受毁灭性打击,仅殉难的高级军官中就有将近300名将军、上校和中校。知识界的优秀分子、大量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更是难有具体统计。波兰俘虏中仅有少数人生存下来,这其中包括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还有以色列前总理贝京。

 

2万多名波兰俘虏就这样“人间消失”,自然带给他们的家属以无尽的恐慌。他们当时对亲人的不幸遭遇虽心有猜测,但无法证实,只能怀揣一线希望四处打听。这个庞大群体的存在,对苏联当局无疑是一种威胁。很快地,这些战俘家属就被逮捕,集体流放到了荒凉的哈萨克斯坦。许多人直至生命终结,也未能等到亲人的归来,以及渴望的“真相”。

 

纳粹德国发掘了卡廷“万人坑”后,马上不遗余力地将其作为反苏宣传的好素材。希特勒和他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所推行的“消灭波兰精英阶层”政策在这个时候仿佛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德国成了帮助波兰“复仇”的盟友。等到“二战”结束时,卡廷惨案又成了“纳粹暴行”,在战后的苏联和波兰两国,这成为“历史结论”,直到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才出现了还原史实的可能性。

 

1990年,在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这位当年“特别处理”的幸存者访问苏联之际,苏联官方正式承认战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对卡廷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称这是“斯大林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1992年,与卡廷有关的历史档案复印件被转交给了波兰政府。卡廷惨案从此大白于天下。

 

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现实中的悲剧对于艺术来说总是最有激发力的素材,只是很多时候,艺术创作者们控制不力,过度煽情、一心催泪的表现手法反而使作品失色,从而浪费了这样的好素材。与之相反地——尽管不能说百分之百——那些出色的“悲剧作品”经常是强大克制力的结果。《卡廷惨案》便是如此。这并不容易,特别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导演安杰依·瓦依达本人就是卡廷受难者的亲属。他的父亲雅库布·瓦依达当年是波兰骑兵团一名高级军官,被苏军俘虏,遇害于卡廷森林。影片里的主角“安杰依上尉”身上多少闪烁着导演父亲的影子。瓦依达在谈及此问题时毫不讳言:“《卡廷惨案》应该是我所有电影作品中最具‘个人化色彩’的一部,因为卡廷是我父亲的葬身之地。到现在我也无法忘记我的母亲在寻找我父亲时的那种绝望和无助。”

 

但是这样的“国恨家仇”并没有影响到瓦依达的创作。虽然为卡廷惨案立传是他积蓄已久的心愿,但瓦依达仍情愿为得到一个满意的剧本而等待数年,直到他看到了波兰著名作家安杰依·穆拉兹克写的相关小说。影片正是由此改编而来。从一开头并贯彻始终的阴冷色调始,《卡廷惨案》全片在奠定哀伤基调的同时,更显示了冷静的态度。影片结构亦是如此,并没有如观众们所想象的那样,以大肆渲染屠杀过程为主。影片前半部更多表现的是波兰战俘的家属为他们的不测命运而承受的种种心灵折磨。比如安娜,她一直在坚持相信,丈夫会平安归来。即使她内心隐隐也明白,这是一个自己说给自己的谎言。为此,她甚至会向更想面对现实的婆婆大发脾气。她已经把这种“自我谎言”视为一个美好的梦,不愿让任何人来破坏。直至杰泽“无情地”正告了安杰依的死讯,所有的一切再也支撑不住了。影片在这里的处理是内敛的,也是令人无比动容的。安娜听完杰泽的话,面无表情地回到家,像是不在乎似的跟婆婆说了一句“安杰依死了”,然后往里屋走去,“扑通”一声,毫无预兆地晕倒在地上。一个妻子的爱、一个家庭的希望就这样象征性地垮掉了。2万名波兰最优秀的子弟伏屠异域,这首先不是一个国家的损失,而是2万个家庭的毁灭,是无数的生者从此活在生的痛苦之中而不能解脱。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到了影片后半部,主线换成了围绕着遇难者家属争取真相的斗争,由此折射出导演本人超乎于影片之外的深度思考。卡廷惨案的缘由是微妙的,除了彼时现实的政治因素之外,波兰在欧洲的地缘及与相邻列强的历史恩怨都是难以回避的。这个曾遭遇三次大规模瓜分、很长时间里处于亡国和兴国交替状态的国家已习惯于在忍耐和执着之中求生存。影片里一个人物的哀叹是耐人寻味的,当听人问到“波兰自由后会是什么样”时,她的回答是“波兰永远也不会自由的”,貌似悲观的语调背后,反映的正是如导演瓦依达这样的知识精英所不断反思的命题:波兰该向何处去?波兰如何捍卫自己的独立?

 

纳粹利用卡廷成为自己向敌人进行宣传战的武器,苏联又将纳粹作了自己在卡廷的替罪羊。历史在大国政治之中被争夺着,把玩着。而真正的受害者却要因为理所应得的真相而牺牲,像阿涅丝卡和泰齐奥,都倒在了冷酷的铁幕之下。然而他们给人的不是绝望,而是坚定的希望;只要仍然有人没有忘记真相,真相也决不会抛弃人们。在卡廷惨案之后的数十年里,这个名词在波兰永远是讳莫如深的。政治、历史、人性,编织成一张密网,将事实重重掩藏。最终,这张网被不懈的追求真相的力量击破了。就连电影《卡廷惨案》本身也属于这股力量——要知道,这是卡廷惨案第一次搬上波兰的银幕。

 

影片到了结尾才是惨案情景的再现,也是高潮。但即便到了此时,影片仍是冷静的:没有夸张,没有特效,严格遵循史料记录,细致入微、白描一般的手法,还原了那血淋淋的历史。这反而达到了震撼的极致。最后那如圣歌般的配乐,加上10秒钟的黑屏,已经将整个结尾升华到殉难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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