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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归途中的神

电影中文名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2013-02-26 11:42

 

    顾《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以下简称“《少年派》”)在国内引发的解读热潮,你会发现两大脉络:一是对于人生的感悟,譬如那句“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但我却从来都没有好好的道别”,就被人不断的当作名言警句提起;而老虎不回头的唏嘘,一时间也充盈互联网——理查德·帕克执拗的盯着陌生的墨西哥丛林,然后不管不顾的纵身跃入,只留下身后的派徒然长叹。第二,就是对于“真相”的索引、探求,也就是所谓“第二个故事”的来龙去脉,那些动物到底代表着谁,谁杀了谁,谁又吃了谁,以及食人岛、果实里的牙齿、狐獴等意象到底“隐喻”着什么具体事物,国内观众乐此不疲。

这其实折射出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质:在我看来,就是由于宗教背景的阙如,导致国人重情感伦理,以及对超验思维的不自觉排斥——一定要找一个“坚实”的现实主义土壤才肯罢休,不然,整部《少年派》就是一个不可理喻、无所依归的故事——对于有着五千年“文以载道”传统的中国人来说,那意味着《少年派》根本无法走完编码-解码的大众文化消费流程。

当然,在一个“后现代”的语境中,想树立一元化的文本解读权威是徒劳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接受美学思想已经被庸俗化为某种反智的口号,每一个解读者都不得不事先做一番“政治正确”式的声明:“这只是一家之言”——笔者也概莫能外。

回到影片的文本,笔者认为,这是一部基本忠于原著小说的电影,原作者扬·马特尔也参与了编剧,套用“作者论”的观点,电影《少年派》其实应看作是马特尔-李安作品,要“理解”电影,免不了要不断的回溯到小说,二者相互结合,可能更利于思路的爬梳。

电影基本照搬了小说的基本结构,首先是一个倒叙的叙事大套层,由作者马特尔“本人”去采访有着传奇经历的成年派;然后,在派的讲述下,一个三段论的故事就此展开:派的儿时经历,派所经历的奇幻式的海上漂流,最后是“第二个版本”的展露。之前一直好奇李安会怎么改编这个小说文本,后来发现,李安采取了大巧若拙的改变方式:“不改编”——当然有大量的细节调整,但基本故事结构纹丝不动,对书中那些奇幻场景的描述,李安也采取了近乎“狭路相逢勇者胜”式的啃硬骨头的表现方式——通过3D特效场景还原出来,打了一场结结实实的文字—影像的符号遭遇战,挑战着读者的想象力。现在看来,经历了孩子、动物、水、3D等诸多技术难关后,李安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胜利,在李安之前,3D、CG特效等手段还停留在视觉杂耍的手段,用于营造奇观化的视觉场景,因而常常被知识阶层贬低为“形而下者”,经过李安的淬火,这些新兴电影科技已经可以为更深邃的主题和富含哲理意义的影片服务了——“文艺片”和“商业片”的二分法是粗暴的,但日常语言的粗糙本性已然反证了这种二分法的合理性,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充满逻辑漏洞的说一句:从李安开始,3D、CG等新兴特效技术,终于开始为“文艺片”服务了。俗常的理解,所谓“画鬼容易画狗难”,在《阿凡达》里营造一个完全异想的世界其实并不难,在《少年派》里搞出老虎、狐獴、大海来,才是金刚钻(此处绝无贬低前者的意思)。

《少年派》的原著曾经在2002年获得布克奖,就欧美图书市场而言,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布克奖有点像奥斯卡,诺贝尔文学奖反而类似于金棕榈。所以,《少年派》在欧美早就是畅销书,七年前就已被翻译引入内地,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现在看起来,电影的营销宣传作用居功至伟。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归途中的神

小说里的前三分之一不厌其烦的交待了派的成长历程,他的出生地位于印度南部的“本地治理”,相较于受到英国殖民者影响、普遍信仰印度教、本土通用语言主要是梵语和印地语的印度其他地区而言,本地治理地区长期被法国殖民,穆斯林、基督教徒、耆那教徒为数众多,泰米尔族人口比例较高,泰米尔语较为流行——事实上,派的本名就来自于巴黎的一所游泳池,可见其中产阶级家庭与法国文化的勾连。

派的父亲之所以决定要移民,历史背景就是英迪拉·甘地总理统治时期,实行了短时期的“紧急状态”,建立了短期的个人专权,大幅削减了地方政府的自治权,这段历史甚至被成为“印度独立后最黑暗的时期”,受到法式西方民主思想深刻影响的派一家,想移民也不难理解。

有趣的是,“派”这个名字是派自取的,就是对应着圆周率的希腊字母π,在电影中,李安加入了派神童般背诵圆周率的桥段,而究其本意,π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无理数——回顾西方历史,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甚至会为了一个无理数杀人,拉夫乔伊在《存在巨链》中总结古希腊哲学思想时,曾把“丰盈”、“充沛”作为其主要特质,对于一个认为宇宙是“圆满”的人来说,跟“最完美”的图形圆形紧密连接的π居然在小数点以后无限不循环,委实有几分“无理”。

“无理”成为一个重要的潜伏线索,李安在论及《少年派》时曾说过,“我们需要叙事,不然我们的生活就会像π一样继续下去”——我想,这里说的意思是,叙事成为人类把世界化为“可知”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手段,有某种类似康德所说的“人为自然界立法”的隐藏含义——叙事必定建立因果逻辑,同时将外部世界伦理化。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归途中的神

于是我们看到,小说和电影都不厌其烦的交待了派同时皈依三大宗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历程。对于一部“奇幻”电影来说,这些看似无趣的说教显然不是闲笔——不过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这些交待可能无足轻重。

印度教是派一出生就信仰的宗教,历史造就了派的印度教信仰,无须赘述,而他对其他宗教的看法,其实也应和着印度源远流长的宗教融合脉络。早在古印度的“沙门思潮”时期,带有抵抗种姓制度和反婆罗门教色彩的耆那教、佛教的诞生,就有一些宗教融合的底蕴,到了印度的近现代时期,巴乌尔文化的勃兴,巴哈依教、克利须那教派的迅速传播,以及罗摩克里希那、甘地等思想家的论述,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宗教融合思想。“诸神皆一神”的想法,放在派成长的语境中,并不稀奇——小说中有一段派同时与三教智者神父、伊玛目和梵学家辩论的描写,在引用了甘地关于宗教并存、融合的语录后,这场辩论立马告一段落;此外,考虑到教派冲突引发的千年惨剧,印度小伙派的宗教“兼容并包”思想,显然也有某种普世人道主义思想的质地。

 

关键是,不论什么宗教,派都是笃信不疑的——坦率的说,派已经对制度化的教义做了内心修订,不然他同时信仰三教本身的行为本身就是抵触三教教义的。而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海难之后,派内心的宗教信仰依然坚定——这里不得不做一下解释:老虎的名字“理查德·帕克”在西方文化中常常与海难、食人联系在一起,1884年在一场英国的海难后,一位名叫理查德·帕克的孤儿被人分食;而在艾伦·坡的小说里,这个名字也与同样的事件相连。更重要的是,在小说中,派自述海上漂流时出现了短暂的失明,失明期间他居然偶遇了另一位漂流难民,而那位难民被老虎吃掉,复明后的派只看到圆圆的人头盖骨,虽然后面的情节在电影中被删掉了,但从这些草蛇灰线中我们不难推知,“第二个故事”就是一个极端“重口味”的人吃人事件,只是细节如何,已经无法厘清。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归途中的神

小说中交待了派与动物的特别是老虎的交流,一来与后文的与虎同船构成逻辑对应(派掌握驯虎技能);二来,则可以看做是某种生态主义思潮的回响——二战以后西方世界兴起了声势浩大的生态神学思潮,作为在西方大众文化中广泛传播的《少年派》(电影和小说),笃信三教的派其实也很容易被当做一个生态神学信徒走入万千受众心中。更重要的是,小说中作者借派之口说了一段话:“我并不是要为动物园辩护。要是你愿意,你可以把所有动物园都关闭……我知道动物园已经不被人们喜欢。宗教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关于自由的某些错误观念使两者都遭了秧。”由此可见,出生在动物园世家的派,其背景跟宗教、神学的主题不无联系。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祛魅”(韦伯语)过程,米兰•昆德拉曾在《被背叛的遗嘱》里引用了海德格尔的悲观谶语:“诸神就这样终于离去”,来说明在祛魅后的世界里,人类那刻骨铭心的迷惘与孤独。而对派来说,这一问题始终是个伪命题,那段不堪回首、把人置于空前极端境遇的经历,其实可以被看作其内心的试炼。从伊壁鸠鲁、约伯到现代无神论者,神义论的抗辩始终在西方宗教文化史中存续。西方世界一直有一个终极的存在——神(目的论意义上的),而被赋予了道德属性的“善”神,似乎总在挑战信众的心灵:既有神的荫庇,世间为何还有苦难?具体到《少年派》里,我们不难发问:那个心存善念的素食主义者少年,为何要遭遇如此苦难?

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凄厉呼告,似乎从未在“信教者”耳旁销声匿迹,派只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重启了这一议题。众所周知,西方世界在现代化的历程中,有一场在社会生活中表征为“政教分离”的思想启蒙大潮,经过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等先贤的持续“掘墓”,宗教的神圣性被彻底解构,宗教作为目的论的最高代表,最终完全退缩到私人领域(或者作为“公民宗教”、“理性宗教”等心灵鸡汤式的理想形态获得合法性)——马克·里拉用“夭折的上帝”来命名这一历程,可见其对西方文化脉络的撕裂性影响之深。

问题是,去宗教化的努力在21世纪似乎不得不回潮,罗尔斯也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修正了其在《正义论》里过于“极端”的论述,道德目的论被重新置于公共生活的价值谱系中,“公器”一直在被警惕并妖魔化着(国家成为“利维坦”怪兽),现代科技的发展似乎不断证明着原子式个人“自然权利”的合法性,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我们在一片低俗但坚实的地基上委身于“第二层洞穴”(对柏拉图洞穴譬喻的谑用),虚无主义思想盛行,“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此情此景,神何处藏身?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归途中的神

由此而言,同时笃信三教的派其实是作为一个奇葩出现的,但在经历过“炼狱”般的考验后——那一段被包装为“奇幻漂流”的经历,不啻是《约伯记》故事的当代翻版——神反而显形了,或者说,对神的信仰成为派的生命动力,残酷到荒诞、极端到不堪的生命境遇,被神重新注入了意义——这里的神应该是宗教融合意义上的神,是安拉,是上帝,也是毗湿奴。

诸神隐退后的世界,乃是荷尔德林所言之“世界之夜”,缺少了终极目的,人只能在恐惧中煎熬(霍布斯认为恐惧才诞生宗教,斯宾诺莎则认为恐惧产生的不是宗教是迷信),仅凭人类的理性,只能在一片恐惧的汪洋大海中“身世浮沉雨打萍”,而那只凶猛的老虎,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没有神“约束”的人类本身——在似是而非的“第二个故事”里,老虎理查德·帕克一般被理解为派臆想出来的个人化身。

派是信神的,这成为他的终极目的,也成为派生命意义的源泉。漂洋过海从古老的次大陆抵达新大陆,并最终找到了家园——加拿大同时表征着精神家园的意义——在这里,派的故事最终“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小说中语)。当然,这里有某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嫌疑,似乎那个猛兽丛生(尽管在动物园里)、落后封闭的印度,与开明、现代、阳光明媚的西方世界,形成了明显的二元对立——好吧,归宿还是在西方。

人总是需要家园的,伯林曾用“在家的感受”表述民族主义思潮的质地,身体在家,心灵也须得“在家”。而在宗教语境中,神无疑喻示着“家”的所在。回首“非神化”(Entgötterung)的大历史,在一段峰回路转之后,西方人赫然发现,必须“迷途知返”,向神回归——在此,我宁愿表述为神走向人而不是人走向神,由此,我也把《少年派》所隐含的心灵昭示作如下表述:神已经踏上了“归途”旅程。

有趣的是,电影《少年派》却出自没有宗教背景的华人导演李安之手,李安不讳言自己的无神论背景,不过他也提及了道家思想的影响。现在看来,道家思想似乎是传统中国文化中与终极式的哲学思考最贴近的思想源泉。“道”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承担了“神”的身份?当然,个中意味纠结繁复,就不是本文力所能论的了。

 

刊载于《文学界》2013年1月号下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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