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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汉》:“游侠”的乌托邦困境

电影中文名

硬汉

2011-02-15 23:18

 

                                                  《汉》:“游侠”的乌托邦困境

                                                                             江湖郎中

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幻想小说《乌托邦》中描绘了一个超乎人们想象的国度。在其内部,所有人都过着美满的生活,无论各种领域都出奇地公平、正义。但是就连托马斯·莫尔本人也不认同这种社会的存在:“乌托邦社会中固然有许多事情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在各邦实现的,但是我们却不能期待。”从此,“乌托邦”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完美社会的代名词,延伸到精神领域里则代表着一种理想化的思想意识。

 

在《硬汉》中,老三的低龄智商与高度的纯真导致其现实意识的空白。在正义的信条驱使下,他也用幻想缔造出了一个“乌托邦”。在那个世界里,他将自我定位为“消灭邪恶势力”的都市“游侠”,自恋地以为可以任意挥舞匡扶正义的大旗,玩味见义勇为的快感。然而,在现代社会的文化语境中,这种理想化的正义之举必定有悖于现实法则而遭遇种种障碍。笔者试图着力于审视老三在乌托邦追寻中所面临的困境,体会一种现实屠刀宰割理想稚体的疼痛之感。

 

法理缺失的权力困境

 

老三在“为民除害”的价值取向驱动下自发采取的道德行为,以及在“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喃喃自语中所透露出的人生信条都与国家意识形态自觉地形成了对话。两者内在的高度契合性,使警察身份的老蒋与小海都对老三的精神内核产生了认同。但是,这并不能掩饰“游侠”的身份定位在法律机制约定下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根据西方学者提出的“公共产品理论”来看,打击违法乱纪行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性质决定了这一责任必须要由政府承担。“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公民和组织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公民和组织协助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受法律保护。”这也充分说明,人民警察才是法律行为主体,老三充其量也只能充当特殊情况下人民警察的“临时助手”角色。在勇斗教唆小孩扒窃的三个地痞后,老三在家中洋洋自得于胜利的快感中,对于母亲“抓坏人有警察”的理性劝告,他却置若罔闻,一笑了之。表面上,老三的“自发性”义举是无可争议的,其道德行为的实质也与法治政府理念下的行政作为并无二致,但实则因个人蜕变政府责任而陷入“权力越位”的尴尬处境中。

由于老三作为国家机器执法主体之外的存在,因此他的正义行为是受制于民法约定下的民事活动,而见义勇为的暴力性和突发性也极易因为行为过当而落入与法律相悖的窘境。老三因打伤骗子而被拘留,“打坏人过当也触犯刑法”,在审讯室内与老蒋的第一次对话中,来自警察权威的声明直指老三的行为可能陷入的法律拷问,只是对于智障的老三而言,反而成为“下手不够狠”的错误解读。直到被大盗阿龙欺骗利用而错打警察小海,其袭警的行为因触犯法律而被戴上铁铐,老三一贯的正义行为背后所潜藏的可能性后果终于戏剧性地从想象中蜕变成真实。

在影片中有一片段耐人寻味,那就是老三在拘留所内面对自我身份混乱的质疑:“我这次打了坏人被关在这里,我也是坏人了?”与坏人做斗争是老三的精神支柱,也是社会高唱的主旋律,然而纯朴的感性行为却因为法理依据的缺席而陷入尴尬的矛盾性困境,这不得不成为一个凸显于社会公众面前的公共话题。

  

圣洁个体的共语困境

 

心灵圣洁的老三与群体存在的邪恶势力在人性上存在着差异性,这成为除法理缺席之外,另一种导致老三困境并带有公共特征的因子。为了更好地解读这种差异性,创作者在对老三的神圣使命高调宣扬的同时,又刻意打开潘多拉魔盒给本就混乱不勘的现世释放邪恶精灵:偷包的小贼;教唆小孩扒窃的地痞;卖假票的流氓团伙;肇事逃逸的司机;假装被车撞伤的骗子;给猪肉注水的屠夫等等。于是老三被戏剧性地置于具体的世俗的生活舞台,以另类的个体对抗与自己无法共语的妖魔化的群体。作为圣洁的传道者,老三骄傲地与物质世界中的堕落者划清界限,然而正是因为圣人的单纯无知,又极易自恋于“红缨枪下出良民”的教化成果,幻想于经教训过的恶人必然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加上防备的无意识都使其易轮为邪恶势力的愚弄对象,以至于在自我遐想的乌托邦梦境中沉睡不醒。

在影片中教唆小孩扒窃的痞子被老三追至桥下,以猥琐的逃跑者形象登场亮相,最后毫无悬念地以现代搏击术败于宋朝武术的结局而告终。但是老三没有给予他们最严厉的惩罚,原因是大块头痞子的一句口头承诺“直接送小孩回家”便轻易取得了老三的轻信。在面对母亲的质疑,老三却自信地为自己圆场。事后经过小伙伴的告知,三个痞子并没有兑现诺言,而是一如既往地教唆小孩犯罪。于是老三再次击败了他们,大块头痞子在他的威望下答应“明天就送小孩去上学”。貌似承诺升级了,可最终结果如何,观影者只能在叙事之外得到想象性的答案。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性的善与恶无法共语,正义之士与邪恶之徒也是无法形成对话的。作为文本重要诠释对象的大盗阿龙,在老三圣洁神话的传道生涯中无意给他上了一次启蒙课。在出拘留所后,老三在阿龙的蒙骗下对尾随的小海错就袭警行为,直到自己被送进了警车后才大呼受骗。“好人”与“坏人”的自我身份置换,使得老三遭受“从业”史上最大耻辱感和失落感的袭击,这同样也是因为自己人性的圣洁企图与阿龙的龌龊共语而酿就的结果。

老三始终不明不白地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在秉持正义的信条同时却招致信条本身的反讽。他以圣洁个体身份试图与邪恶群体对话,然而他们却以集体的沉默作为对老三的回应。在人性共语无可能的语境中,老三继续在这个荒诞的英雄舞台上孤独地进行个人表演。

 

世俗压抑的情感困境

 

如果说以上两种困境的成因是置于公共话语下的解读,那么情感则是私语式的。作为一部男性话语体系的叙事文本,小草在影片中以“他者”的身份介入,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被看客体而成为一种区别于正邪肉搏的非暴力元素,并被置于男性理想主义与女性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冲突之中,从而使作者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对老三关注和体察成为可能。而对于拼杀在外,不善儿女情长的硬汉来说,爱情成为一种隐秘的心理体验和情感领域,这是创作者对其个体的心灵探索和精神溯源,是更深层次地从心灵世界对其乌托邦困境的艺术化揭示。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大多数男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事业中,事业往往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柱,是人生所有荣耀、尊严、价值的体现。”“有一种力量是专为消灭邪恶而存在的,那就是我。”在老三以救世主自我命名的宣言中,我们不难推断出以正抑邪是作为老三毕生的事业。而古往今来,“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在人类历史的镜语中,处于弱势社会地位的大多数女性一直把爱情定位成人生最核心的内容,将爱的对方作为自己立足于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坚实的依靠。因此,小草对爱人生命的珍视、对安全感的需求以及对美满情感的渴望都凝结成以“世俗”为名的客观存在,而这恰恰是逞强好斗,将正邪搏杀作为凌驾于爱情之上的第一要旨的老三所无法给予的。虽然小草以其贤惠、坚忍的情感触角,在取舍边缘的徘徊中依然选择守护老三,并尝试去维系那份脆弱的幸福,甚至企图以浴室诱惑来换取老三的红缨枪以化解他的英雄权威。但是,这种守护与试探最终还是命丧于理想与世俗难以缝合的断裂之中。

最后,老三将小草送给他的水瓶扔进垃圾箱,刻意的影象符号象征着老三在困境中找到了突围方式——自我认同的回归驱使自己继续游侠的生活方式,选择遗忘的同时也为情感的着落找到了想象性的解脱。然而不得不说,老三的种种非常态注定其命运的悲剧性。他情感的灵魂在现实世界里极有可能丧失掉安放之所。

 

结语

 

由于现实世界的法制、人性、世俗的多重压抑,老三奔向乌托邦的朝圣之旅蜕变成与现实搏杀的困境之途。作为都市文明约束中依然我行我素的游侠,他无意地缔造了一个“草根英雄”的传奇,并以一种看似怪诞的非主流的行为完成了一次主流的道德召唤,一场盛大的人性美德的招魂仪式。这种缺席已久的真善美,伴随着酸楚与感动,尴尬与错愕的观影体验植入观影者内心深处最饥渴的地带。

或许,《硬汉》在与票房的对话中并没有得到特别满意的回应,但笔者认为其更多的意义在于电影的叙事之外。因为它明白地告诉我们,在精神荒漠化的时代,至少还有那么一些人坚持在人道主义的底线上进行植被绿化。而这在近年来所谓的“票房大户”眼里,却是那么的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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