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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为贝壳》: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电影中文名

我想成为贝壳

2011-05-20 14:51

阿猫

阿猫

想看 - 评分8.6

 

 

 

 

                   命不能承受之重

 

                               ——《我想成为贝壳》

 

这是一部名不见经传又确是令人惊艳的作品,对于战争与和平、体制与个人、罪责与救赎的关系,关切之深,切入角度之巧妙,都值得玩味。影片中的自然美景与人类绝望处境两相对照,最终把问题指向,人类的所谓的文明和社会制度,除了秩序和发展之外,还带来了什么?为何主人公临终遗言拒绝来世为人,宁愿作一只海底的贝壳。

 

战争与和平

影片开头,昭和19年(1944年)的字样醒目地出现,我们都知道哪一年意味着什么,战争虽然再过一年就宣告结束,但是正因为濒临绝望,战况才更加疯狂。这行字幕的衬底是金黄色的土地,秋天的草叶金灿灿的,孩子们的影子跃动着,“少年不知愁滋味”,欢笑声似乎于战争无关。

镜头摇起来,一片美丽的山海景色跃入眼帘,第一眼差点让我误以为是布景,静静地,如画一般。直到眺望到那山上远远走来的送行队伍,才确定这美景的真实。飘扬的旗帜是送军出征的标志,每当有乡人上战场,人们便以这种方式来饯行,战火虽然在日本本岛之外,但是这安宁的山中小镇和镇上朴实的人们已经被卷入其中。

 

一个孩子好奇地看着这一切,他冲回镇上家里,“爸爸,当兵的要来了”。

爸爸清水是镇上的理发师,有贤惠温柔的妻子房江和调皮可爱的儿子,在这偏僻的小镇上,人人都是熟人,人人都找他理发。老顾客要上战场了,他当然要去送行。虽然当时日本军队已经濒临绝境,但广播和报纸仍在不遗余力地向国民隐瞒战情,报喜不报忧,小镇上的人们精神颇为振奋,视入伍者为光荣的战士,纷纷向他表达敬意,场面欢欣鼓舞。一个镜头交待了清水一直没有上战场的原因,他有腿疾,不良于行。

 

 

从清水和顾客的闲聊中,能够感觉到当时的气氛,消息闭塞的小镇,人们尚蒙在鼓里。清水问来剪头的小镇局长:“儿子在战场还好吗?”局长笑答:“一个月来两次信,满洲那边悠闲着呢。”“梅津大将当司令,关东军真是精锐啊。”“世界最强的关东军,苏联都拿咱没办法。”“菲律宾那儿打得正凶,也不会再像塞班和天宁岛那样了吧。”对于中国人,关东军是臭名昭著的侵略象征,但对于日本的平民,远在异国的战争似乎只是传奇故事。

 

话虽如此,当负责送“红单子”(征兵令)的邮政员来到理发店时,所有在场的男人都吓了一跳,战争作为小老百姓的谈资是一回事,一旦真的要你加入冒性命危险是另一回事。邮政员忙安慰众人,他只不过是来剪头的,自嘲:“看来我走到哪都不受欢迎啊”。人们如释重负的表情与谈论战况时的眉飞色舞,颇有讽刺意味。见店内繁忙,邮政员说好晚上再来。

 

战争的具体情形老百姓不晓得,但食物的紧缺是实实在在能感受到的,晚饭一家人围坐桌前,孩子忽然发问:“什么时候哪家办丧事啊?”清水和妻子颇有些惊慌,“上次阿光家办丧事有饭团吃啊。”童言无忌,对死亡懵懂,夫妇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清水一方面让妻子用店里的肥皂去黑市换食物,这在当时是非法行为,从这个细节能够看到普通平民与更宏大的体制之间的疏离,虽然也受到体制和政治的左右,但个人和家庭的生存是更实际的问题,为此不惜违背体制的规范。另一方面,清水仍然相信政府,他教导儿子:“在南面岛上打仗的当兵的,可是在吃着蜥蜴野草之类的拚命啊”,有趣的是,他本想念墙上的标语:“战胜之前,节衣缩食”,到嘴边却成了“战胜之前,锦衣多食”。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口误恰恰传达的是真实的无意识,可见全民一致度过难关的军国口号,虽然被普通百姓接受,但只是在意识层的表面,对于个体而言,内心更渴望的是安定无衣食之虞的生活。

 

邮政员如约来到了,清水和妻子忙着张罗生意,然而这次邮政员不是来理发的,红单子发到了清水手上,本来因残疾免于兵役的他也要上战场了,当时的日军已经陷入严重的兵力不足,国内的男性,老幼病残,稍有可能的都要应征入伍。清水因震惊而语塞:“这真的是红的呀”

 

征兵令摆在理发台上,清水让妻子房江给自己理发,剪成军人式的平头。妻子含泪拿起剃刀,镜中的两人仿佛回到了刚刚相识的时候。这一段的闪回很巧妙,两人相识在房江当年做学徒的理发店,清水作为另一家店的学徒为了接近她跑到对手家剪头,然后就是怀孕、被师傅解雇,一路漂泊,最终在故乡土佐藩的这个小山镇定居创业,花了好几年功夫,才有了这间赖以为生的小店。

 

 

土佐藩早在幕府时代就是一个偏安山区的藩镇,这里特殊的自然环境使得人们的生活与现代都市拉开了距离,就像许多日本反思战争年代的电影一样,扬自然而贬工业,因为战争实为现代工业文明的扩张性的极端体现,是日本为了追求高速的现代化发展而孤注一掷的决定。清水和房江在城市中碰壁回归纯朴山区,精神上是对现代文明负面影响的逃避。片中时时出现的土佐美景,与军队战场和占领军监狱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清水的入伍,是个体被上方的绝对力量强行从自然状态拉出、强迫进入现代体制的不幸实例。这种强制的剥夺在片中共有两次,清水魂萦梦绕着土佐山水,却再也无法回归。

 

 

在回忆中,本片最重要的地点——海角,第一次出现,那是清水与房江许下一生约定的地方,是清水被逮捕时心碎欲绝的地方、是房江背着婴儿执着呼唤丈夫的地方,是清水的灵魂徘徊不去的地方。第一次出现的海角正值春天,一片新绿,象征着夫妇带着未出世的小生命,满怀希望。

 

体制与个人

剪短头发,清水从普通平民转身身份为军人,在为他送行的欢送会上,左邻右舍推杯换盏,清水似乎也被这种气氛所激励,暂时抛开了恐惧和担心,只有房江一个人默默在厨房哭泣。房江的小妹身穿学生装水手服,按照战时的规定,所有年轻女学生都要去兵工厂做工,那是因为少壮男性都已经上了前线,后方工厂严重人力不足,尤其是军工产业。少女们一腔热情,面对繁重的工作和食物的匮乏。这一点也体现在房江妹妹身上,当大人们问起兵工厂最近在做什么,小女孩自豪地说;“接受防间谍训练”。战争的惨痛尚未真正降临,人们在所谓爱国精神的鼓舞下,盲目地亢奋着。

 

 

然而,乡村百姓毕竟是纯朴的,相比那些“民族-国家”的大道理,与他们心态更切近的是对乡土的热爱,正如送行会上大家齐唱的,不是歌颂大日本帝国的昂扬的军歌,而是土佐地方的夜来小调“土佐是个好地方,从那南方的萨摩,吹来和煦的风……”

 

 

但凡从士兵角度表现反战主题的影片,必然要强调军队/体制对于士兵/个体的规训与压迫,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我想成为贝壳》的军队段落亦然。

清水在部队里的长官有小队长、中队长……以上直到中将,不同军衔的军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军队特质。清水身有残疾,难免在部队训练中落后,或是在背诵天皇的“军人敕谕”时卡壳,每每被小队长殴打辱骂,也只能逆来顺受,即使在这种处境下,善良的清水还不忘帮助另一位懦弱的伙伴。日本电影表现战时军队,往往有种精英崇拜的意识,欺凌下属、对平民犯下种种杀戮罪行的往往是出身最底层的下级军人,将他们的残暴归结为人的素质和品德问题;而对较高层的军官或将军通常抱有敬畏,他们并没有出现在战场第一线,亲手屠杀敌人或平民,因此洗脱了直观的血腥罪行,他们被视为为生不逢时的人才甚至英雄。如果与时代剧相比较,下层残暴的军人类似武士片中的委琐农民,唯利是图、品性恶劣,而高级的军人是真正的武士,有着武士的骄傲和忠义情操。

 

 

如果说欺凌清水的小队长是底层兵痞,那么中队长则是被武师道精神浸淫至深的军国主义狂热者,当清水在刺刀训练中表现不佳被小队长打骂时,中队长英姿飒飒地出现,他比小队长素质更高,并不对士兵进行体罚,但他同样是军队体制压迫性的代言人,小队长对士兵进行肉体折磨,而中队长试图将武士道的精神强行灌输到士兵头脑中。他制止了小队长对清水的暴行,而是用高明的刀法——片刻冥想之后一刀洞穿靶子,向清水示范。在那场虐杀俘虏的关键戏中,小队长命令清水刺死俘虏,清水因下不了手而被痛打,中队长则用精神激励法来刺激清水进攻,“长官的命令,无论是什么,都是天皇陛下的命令。”事实证明,后者的力量更强大,清水冲向了俘虏。

 

小队长和中队长分别代表了军国主义体制规训个体的两个层次,而本片叙事中最高级的将领中将却是被同情的悲剧形象。他的出场伴随着一场美军对日本本土的无差别轰炸,众所周知,在对东京、大阪等城市的无差别空袭中,大量燃烧弹让人口稠密的住宅区化为焦土,大量平民丧生,这也成为战后日本右翼叫嚣“英美同罪论”的把柄。抛开复杂的政治历史,战争中的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以暴制暴带来的恶因恶果。而中将一出场就处于防守的劣势,在影片的封闭文本中将日本发动战争的恶因隔绝在外,强调的军人对本国平民伤亡的痛心疾首,于是赋予了中将的愤怒以某种合理性。当听说有敌军轰炸机坠毁,敌人跳伞之后,中将下达命令:“搜捕俘虏,发现后……”此处他言辞的停顿为他的命令带来了暧昧性“……妥善处理”。正是这语焉不详的“妥善处理”造成了清水的悲剧。

 

 

 

我们没有看到清水刺死俘虏的镜头,如果出现这样的画面,清水的道德人格就有了污点,无法体现他的无奈和悲剧性。画面一转,已是战后,美国兵在小镇街头闲逛,清水的理发店也换上了有英文标示的牌匾。清水为活着归来而感到庆幸,房江又怀孕了,全家憧憬着和平年代的新生活,“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回来,这回可要好好做生意。”

 

 

随着战争的结束,人们谈论的话题和谈话的口气都180度转变,邮政员改行黑市倒卖,这在日本战后是随处可见的情况,当“民族-国家”的神话破灭之后,人们空前关注个人的福祉,不再以“自私”为耻,因为正是“忘私为国”的口号给全民带来了灾难。过去对军国胜利的迷恋被抛到九霄云外,老百姓们可以畅所欲言军国对个人生活的伤害,“打了败仗,有啥办法,有苦找东条英机诉去吧,干脆不是对手还跟人家叫板,结果到处被烧了精光,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就那么丢了命。”看到这里,再回想影片开头的理发店谈话,短短一年里天翻地覆的变化。 

 

罪责与救赎

从战犯审判的话题说开去,人们谈到了罪责的问题,“当初(高官们)净说什么一定能打赢的鬼话,早该抓起来,都判死刑。都是活该,发动战争的那些大臣将军,现在晚上都该睡不着了吧。”听到这里,清水倍感庆幸:“多亏咱们,都只是个二等兵。”“一张红单子就把人征走,让咱们当牛做马,还得任打任骂。”回想起军队里的遭遇,清水的脸上现出一丝阴霾。

 

等待着他的是晴天霹雳,美军的吉普开进了小镇的街道,日本警察和美军士兵出现在理发店,清水再次被带走了,这次不是征兵,而是以战犯的罪名。好不容易回归自然乡土的清水,第二次被无法抗拒的力量强迫置入现代体制之内,军队解散了,但所谓的法制建立起来,他作为前军人不得不为战争中的行为负责,尽管身份低微的他只是听命于人,这体制下个体的悲哀。

 

土佐地处偏僻,影片用充分的时长表现押送清水的囚车驶离山区的过程,那些风景渐行渐远,清水似乎在与熟悉的山水作永久的道别。车行到海角,清水乞求下车,此时已是深秋,遍地衰草,不复当年定情时青葱翠绿。清水凝视着夕阳,满怀悲愤,他茕茕独立的身影,与大海和山崖相映衬,宣告着个体的渺小无助。

 

清水和其他B、C级战犯被押送到了横滨,他为城市的满目疮痍而震惊,“这样子一定死了很多人吧。”透过清水的眼睛,可以看到战争给这个信誓旦旦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民族带来了什么。

 

审判的过程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体制对个人的无情压迫,这场对于虐杀俘虏案件的审判,实为东京审判的微缩隐喻。中国站在被侵略者的立场,由于种种原因都应当对东京审判的基本结论持肯定态度,但是通过这段审判段落,能够看到日本国民对东京审判的更加复杂的态度,远非“抵赖”或“逃避”那样简单。而东京审判内部的错综矛盾、种族主义色彩、国际法的暧昧不明之处、难以弥合的文化鸿沟,都是今天国际史学界对这场审判的性质进行争议辩论的因由。

 

牵涉到此案中的人物上至命令的下达者中将,下至各级传达、执行军官,一直追究到直接实施行刑的清水。冷酷的中队长,这种最狂热和纯粹的武士道信奉者,不出所料,他不可能等到这个时候,早已经自行剖腹。而他的死使得命令究竟是什么成了一个谜,中将称自己忍住冲动,没有说执行死刑,只是说“妥善处理”,中队以下的低级军官则称上面的命令就是格杀勿论。而审判的体系完全建立在英美法的基础上,法官提出的问题往往“文不对题”,与战犯们的交流无疑是“鸡同鸭讲”,且站在白人中心的傲慢立场上,对清水的辩解加以嘲笑,并不认真对待。

 

法官:“对于不正当的命令,你有权拒绝。你没有拒绝,是因为你本来也想杀死俘虏。”

清水:“不是的,拒绝?你们在谈论哪一国的事情啊?在日本军队里,我这样的下等兵,就和牲口没有什么两样啊!而且,上级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

法官们:“你说你接到了天皇的命令处死俘虏?哈哈哈哈哈哈……”

清水:“真的,如果我拒绝,会被枪毙的。”

法官们:“被自己人枪毙,哈哈哈哈哈……”

 

 

美国有历史学家曾说,东京审判与其说是一张正义对邪恶的审判,更是一场政治秀。战争责任问题没有经过法理清晰的辩析,而是在大国利益的左右下,草率地下了结论,也为日后的种种国际政治问题埋下了病根。审判逻辑的种种荒唐,国内媒体说的并不多,反倒在日本,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把这场审判作为一个重要命题来研究和解释。

按照英美法的判例,命令的源头和最终实施者将负有最大的责任,中间传达的诸环节,罪责较轻。宣判的次序按照军阶,中将被判死刑,正如之前对他的正面塑造,听到宣判,中将维持了一国军人的尊严,冷静地接受;小队长等人为了逃过一死而喜形于色;清水以为按照这个次序,刑罚会逐级减轻,然而他站在被告席上,清晰地听到了“绞刑”的宣判。老实本分的清水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的罪责和最高指挥者一样重。最冤屈的是,他刺刀刀法之差,根本没有刺到俘虏的要害,俘虏被俘时已经奄奄一息,或许在他下刀之前就死去了。这一情节交待,将清水的悲剧命运又加深了一层,完全洗脱了他在杀戮问题上的道德污点。

 

被关入死刑犯专属的战犯监狱,清水的室友为人温和友好,指点清水在监狱中的各种注意事项。当清水问起室友因何成为战犯,室友一向平静的脸上也出现悲愤的神情,他只说了几个字“在菲律宾”,“身不由己啊”,不难联想到那残忍的“巴丹死亡行军”,一项臭名昭著的虐待英荷战俘的战争罪行。虽然日军在菲律宾也屠杀了许多当地人,但西方主导下的东京审判,显然更加关注西方国家受到的伤害。清水等人不是王公大臣,不像A级战犯那样生前享受荣华,身后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些底层的“罪人”已经被媒体和公众遗忘了。在偏远的土佐,房江始终等不到丈夫的消息,乡人也抱怨:“报纸上成天只说A级战犯的事,B、C级战犯提也不提。”

 

室友和其他B、C级死刑战犯一样,依靠佛经度过余命的每一日,每当美军士兵的批学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响起,所有人都在颤抖,不知是谁将赴刑场。而美军作为高人一等的占领者,则以此取乐,欣赏战犯们恐惧的神情。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倾轧和争斗,你死我活,谁占据上风就要享尽特权的冷酷剧情在监狱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当室友被带走行刑,所有犯人齐颂佛经,他们无法得到来自其他任何方面的原谅,只能彼此安慰,以这种方式希翼救赎。

监狱的生活和军队一样,带有体制冰冷无情的特征和严格的秩序性,个人与体制的对立关系通过监狱日常生活的表现被视觉化。而对家乡和自然的怀念一再被强调,放风时间有狱友在操场来回踏步,“你在做什么?”“踏春苗啊,这样就像回到老家踩在俺家地里一样。”处决如此多的战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关押、控制他们的过程中,美军士兵也逐渐地正视他们同为“人”的事实。那个身材敦实的美军看守甚至与清水等人结下了类似友谊的情感,他甚至帮助清水和关在另一个牢房的中将见面。

 

 

事实上是中将主动找到了清水,从中将这个角色身上,能够看到战后日本国民幻想中的理想领导人形象,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将底层平民从罪责中拯救出来。中将对自己的死刑判决毫无怨言,但强调清水等低层士兵是无辜的,应当减刑,他愿意帮助清水呼吁申请减刑。清水从最初拒绝与中将谈话,到理解中将,为中将剪头,象征性地实现民族内部矛盾的和解。他和中将唱起了土佐地方的著名民歌:“有个多情和尚,买了簪一只……”没想到,这竟是他和中将的最后一面。对中将执行死刑的段落,阴森的走廊,军人整齐的脚步,快速移动的镜头,体制的非人性和个体的人性对比强烈,着意表现了中将作为人的尊严。值得注意的是,中将在遗言中不仅坦承了自己的罪责,还谴责了美军无差别轰炸的战争罪责,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性,在战争发起国,判定总难免暧昧,此为一例证。

 

 

清水踏上了申请减刑的漫漫长路,他的新室友西泽戴着眼镜,是一位知识分子式的人物,由于懂得英文又有文化,一直在钻研法律书,想找到获得减刑的办法,而他对于英语的掌握,无疑使他在看守面前,获得了稍多的话语权和地位,这也是监狱外美国占领下的客观现实。清水迟迟没有写信告诉房江自己已经被判死刑,他起初是没有办法开口,如今是抱着一丝希望。监狱的“宗教导师”小宫出现了,这一形象颇为有趣地折射出美国占领日本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造的“东西结合”色彩,“宗教导师”本是美国监狱为了训导犯人而设置的职务,并配有监狱教堂,将这种形式应用到日本监狱的管理,片中的“宗教导师”时而牧师装束,时而和尚打扮,礼拜堂完全是西式的,只不过供奉的是菩萨。

 

 

小宫给房江写了信,告知清水被判死刑的真实情况,不希望他的家人长期蒙在鼓里。房江带着儿子和刚出生的女儿赶到城市,一路舟车劳顿,从火车检票员的口中,可以知道他们生活的小镇距离大城市有多么路途遥远;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妻子和母亲,日本女性在战前没有公民投票权,所谓的体制和国家对于房江而言,都是陌生的。房江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池袋车站,车站一向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场所,通过这一处,影片展现了战后众生相,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花枝招展与美国大兵拥抱的棒棒女郎,还有从北满苏战区等地延迟归乡的士兵、乞讨的战争孤儿…… 孩子差一点与房江走散,母子焦急寻找对方的细节,是战后妇女儿童在社会混乱中孤苦无助的掠影。

 

房江与清水见面了,隔着铁丝网,两人相对无言,涕泗横流。好心的胖军士扶着几乎不能支撑的清水坐下,清水第一次看到了新出生的小女儿,更坚定了他争取减刑的信念。他告诉房江,狱友们都在请家人帮忙收集请愿签名,如果能收集到200个签名,呈递给美国军方、甚至更高级的人物,就能争取减刑。

 

 

 

就这样,房江踏上了收集签名的旅程,然而在战后初期,全社会都对军人持反感态度,战犯更不必说,收集签名困难重重,房江背着孩子,踏遍了土佐山区的蜿蜒山路。曾经被人关门拒绝,曾经被殴巴桑追打——恐怕是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母亲吧,曾经被战死者的父亲冷眼相待——军国意识仍残余在这个男性老者的头脑里。凑足200个签名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房江眼神很坚定,这是她唯一能为丈夫做的事。跟随着房江的脚步,土佐斑斓的秋景让人过目难忘,房江的身影好像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份纯洁是对清水所受的战争创伤的疗救。镜头从秋景转为冬景,得到第200个签名时已经是大雪纷飞,淳朴的山里人伸出手,观者不免以为他借此索要酬劳,不想他说的是:“拿笔呀,站在这儿也不耽误写字。”战争之后,民族内部各阶层彼此抱怨,责备他人的责任,在这种氛围下,最底层民众之间相互支撑依赖的人情和善意通过这个细节被肯定。

 

 

 

 

 

 

200个签名收集到了,房江走到了两人当年海誓山盟的地方,冬天的海角,乌云密布,大海显得格外阴郁,房江眺望大海,突然夺目的阳光穿越云层照亮了她的脸。这是本片中我最喜爱的一个镜头,这个柔弱的女人,仿佛瞬间又充满了力量,“他一定会回来的”。

 

 

 

房江带着签名出现在清水面前,已经耳闻社会对军人的排斥,清水看着签名,直到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妻子的艰难辛酸,他不知该说什么,房江只是淡淡地笑着。小女儿不失时机地哭了,美国胖军士和清水一起逗小家伙开心,这温暖的景象给观者也带来了希望。

 

影片最后的一部分,悬念和突转达到了高潮,当小宫将清水带到礼拜堂,清水神色呆滞,生命仿佛已经从他身体中抽离。小宫问他来世想做什么,清水恍惚地说:“想做有钱人呗,这辈子,一直过着穷日子嘛。进理发店做学徒,被师兄弟欺负,被师傅赶出来。为了自己开店,用上两个人身上所有的钱,饱饭也吃不上。省吃俭用,苦心经营生意,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偏偏就来了红单子。倒霉透了,来世真想当百万富翁家的公子哥儿。”小宫所代表的宗教信仰,终无法解决个体的现世困境,只能寄希望于虚无的来世。

 

这番话只是清水在悲愤心境下的任意之语,并不使他深思的回答,但也并非全无真意,日本战争时期底层民众受到的冲击远远大于中上层,这是事实,透过清水的言辞,阶级之间的分野被批判。行刑时清水掏出了家人的照片,想再看上一眼,黑色的头套罩下,这一眼也只是奢求,他的手指抚过妻儿的脸庞,想必是在黑暗中想象他们的模样,随着他手的剧烈痉挛,那一刻降临了。最后一刻,清水所想已经超越了贫富之差,个体在社会体制中生存所感受到的压力和无奈并不因贫富而有本质差别,正像他的遗言所说:“如果有来生,我决不做人,做牛马或许还好些,不,当牛做马最终还要被人欺负虐待。还是做一只贝好了,在深深的海底,再也没有战争,也不会被抓丁到军队里去,房江、直子你们也不再需要我操心了。如果一定要有来世,我想成为贝壳”

 

 

贝生活在壳里,当壳合上,在它的世界里只有自己而已。清水作为个体,宁愿放弃人与人之间的爱恋、亲情,也不想再面对人世的种种规条、戒律、那些不得不遵从的命令。强大的权力机制下,个体永远是没有抵抗能力的弱者,人,甚至不如一只贝壳。

影片在伤感中结束,令人稍觉安慰的是,海角春又至,青翠一如当年。房江添置了新的理发椅,怀抱着幼小女儿,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清水归来。我们知道她等不到了,然而就算伤痛,新生活毕竟已经开始。

 

 

 

按照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说法,监狱和军队都是权力运作的核心机构,人在这种全景敞视的环境下,一切行动都被监控。清水被命令杀死俘虏,是在古老的神社前;清水被判处死刑,是在秩序森严的监狱,这两个地点的象征意味很明显,无论军国的封建传统,还是现代国家的法制体系,本质有共通之处,都拒绝给鲜活的生命留下更多选择的余地,强大的权力运作系统对于个体是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本片透过普通人在战时和战后的悲惨遭遇,并不仅仅是谴责战争,更进一步是反思个体人与权力机构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诉说的是个体作为历史人质的种种不甘与无奈。尽管导演和主演都不是当红大牌,但各自表现都十分到位,片子的高水准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剧本,由大名鼎鼎的桥本忍执笔。这位创作了《罗生门》、《切腹》等杰作的女编剧,一向以情节引人入胜和深刻的内涵著称。该剧本创作于多年以前,两度被搬上银幕,前作无缘看到,本片很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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